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8年12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酒类生产和流通的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酒类生产、流通活动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酒类，是指发酵酒、蒸馏酒和配制酒，包括白酒、黄酒、啤酒、露酒、果酒、葡萄酒、食用酒精等。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规划、布局的宏观调控和流通领域的综合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酒类生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环境保护、物价、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协同做好酒类生产流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酒类的生产、批发、零售实行许可证制度，进口酒的批发、零售实行特种许可证制度。

第二章 酒类生产管理
第六条 生产酒类，应当持有《酒类生产许可证》。个人或者家庭自酿自饮的酒类除外。
第七条 申领《酒类生产许可证》，应当向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自治区酒类生产规划、布局；
（二）具有保证酒类质量的生产条件；
（三）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四）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30日内，会同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生产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发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八条 生产酒类产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质量、卫生标准。产品出厂应当接受依法取得检验资格的卫生、质量检测机构的监督。禁止不合格的酒类产品出厂。
第九条 配制酒类使用的基酒和食用酒精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禁止使用非食用酒精和有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生产勾兑酒类产品。
第十条 酒类产品标识应当符合国家饮料酒标签标准的规定。使用省级以上名牌、优质酒类产品标志的，应当注明获奖名称、等级、颁发机关和时间。
第十一条 禁止生产假冒伪劣酒类产品。

第三章 酒类流通管理
第十二条 设置酒类（包括进口酒）批发网点，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的原则。酒类批发网点的规划布局，由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编制。
第十三条 从事酒类批发业务，应当持有《酒类批发许可证》。
申领《酒类批发许可证》，应当向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经营场所和仓储设施；
（二）有申请人所在地、市、县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的网点布局认可意见书；
（三）有熟悉酒类知识的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五）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15日内，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批发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办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四条 从事酒类零售业务，应当持有《酒类零售许可证》。
申领《酒类零售许可证》应当向市、县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和注册资金；
（二）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县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15日内，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零售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办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五条 从事进口酒类批发或者零售业务，应当持有《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
申领《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办理申领手续：
（一）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
（二）有《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酒类零售许可证》；
（三）有熟悉进口酒类知识的人员；
（四）有识别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的技术手段；
（五）符合进口酒类批发网点规划；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取得《酒类批发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当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第十七条 进口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所经销的进口酒类应当持有进口货物许可证（复印件）、海关征税税单（复印件）、卫生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并加贴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和符合饮料酒标签标准的中文标识。
第十八条 罚没的进口酒类产品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应当在地、市级以上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监督下，依法拍卖给具有《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其他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第十九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的酒类生产者，经营自产的酒类产品，可免领《酒类批发许可证》和《酒类零售许可证》；经营其他酒类生产者的酒类产品，应当按本条例的规定申领相应的酒类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条 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采购酒类产品时应当查验相关质量证明，酒类产品包装上标明是名牌、优质产品的，应当按规定索取名牌、优质产品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第二十一条 酒类生产者和批发经营者不得向无酒类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酒类；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不得向无《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酒类产品。
第二十二条 禁止批发或者零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
第二十三条 运出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外的酒类产品，运达地或运经地要求出具《酒类运输准运证》的，承运人可在起运前持《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申领《酒类运输准运证》。
禁止持有《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为无证经营者代办《酒类运输准运证》。

第四章 酒类管理监督
第二十四条 禁止伪造、租赁、转借、买卖和涂改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酒类生产、批发、零售者分立、合并、撤销，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酒类生产者、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开展业务。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酒类生产许可证》由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酒类批发许可证》和《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和《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酒类运输准运证》由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批发、零售活动的监督检查。
酒类生产或者流通监督管理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二人以上，并应当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不得纵容、包庇酒类生产、经营违法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未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酒类生产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和生产的酒类产品，可并处违法生产的酒类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未取得《酒类批发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擅自从事酒类相关经营活动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
可并处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酒类生产或者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吊销其酒类生产、批发或者零售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经销的进口酒类所持证件不齐全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处理罚没的进口酒类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价值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相应的酒类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无酒类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酒类产品的；
（二）从无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酒类产品的；
（三）超越酒类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营酒类产品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无《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代办《酒类运输准运证》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吊销《酒类运输准运证》，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伪造、租赁、转借、买卖和涂改许可证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和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吊销其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酒类产品，可并处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酒类生产、批发、零售者分立、合并、撤销，未办理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和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其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拒绝、阻碍酒类生产、流通监督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酒类生产或者流通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发放酒类生产、批发或者零售许可证的，其发放的许可证无效；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30日
论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

郑治虎


行政诉讼通常是法治国家保护公民免受强大国家机器压迫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又是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就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展开讨论，以期为行政诉讼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一、 行政诉讼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行政诉讼具有多重性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责任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等。
其产生原因是： 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它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反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易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行政机关则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拥有来自于全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这就使行政机关有可能凭借它所拥有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使相对人服从于行政机关的权势，因此行政相对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及时予以有效救济迫切需要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 ，通过公正、权威的适用法律来审理行政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以保障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正是为了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这一合法的要求，并且经过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过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 法治国家及其实现条件
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 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 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 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度时坚持如下的现代法治原则：
第一、 分权制衡原则：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会走向专制和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只有在法律上确定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不是权力破坏法律。
第二、 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其启动了权力，就应当为其预设责任，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或不履行义务。
第三、 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规则办事，即保持独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终极性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和最权威的，这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会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也就荡然无存，而没有了社会公正法治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三、 行政诉讼对于建立法治国家具有重要作用
1、 行政诉讼通过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增强了人们对恶法的抵抗精神。
行政诉讼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学习民主、提高民主观念的有效途径。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诉讼，它通过官民同在法庭上争论是非曲直，平等地接受和服从判决，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双方之间不平等的地位改变为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这就有助于打破"官贵民贱"、"官治民"、"民不可告官"的旧观念，培植全体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具有了平等的民主意识，他们才会敢于和恶法作斗争。
2、 行政诉讼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强化了人们的法律至上观念。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法律则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他们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行政诉讼的建立正是依据这一原理，审判机关通过进行司法审查，对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撤销或不加适用，对于违宪或者违反法律的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予以纠正或制裁，向全社会庄严宣告宪法和法律的崇高地位。
3、 行政诉讼通过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了公众权利文化意识的觉醒。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充分实现。它通过审判机关受理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并适用严格的司法程序对行政案件作出审理判决，公正合理地解决行政争议，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权威的司法保障；在具体的行政诉讼制度中，通过专家辅助证人的设置，使得公民在行政诉讼中遇到专业性问题可以请专家到法庭作证或接受质询，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通过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及取证限制作出的有利于原告的规定 ，充分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显然，这些规定，对于唤醒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精神，都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4、 行政诉讼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贯彻了分权制衡原则。
行政诉讼就其实质来说是司法权依据立法权来制约行政权。当行政相对人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失职的行政行为向法院起诉时，法院通过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依据严格的司法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司法监督，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充分体现了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相互分立和牵制。
5、 行政诉讼通过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并使其承担行政责任，贯彻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
按照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仅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而且，一旦败诉行政机关及其主管人员还要承担行政责任，这就能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慎重行使手中的权力，有清醒的责任意识，从而提高行政活动效率和质量，克服或减少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促进为政清廉。
6、 行政诉讼通过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审判行为贯彻了司法独立和司法中立原则。
行政诉讼制度产生的本身和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充当被告，证明了司法机关已经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之外。另外，行政诉讼制度通过赋予法院传讯政府官员出庭作证和对违法行政予以制裁的权力，明确表明司法机关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在行政诉讼中，还通过回避等制度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
四、 只有法治国家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
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诉讼制度尽管其表现形态、发展程度有差异，但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国家权力日益分化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并且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已任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只有在法治国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1、 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建立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如果说在"朕即国家"的奴隶、封建专制的政体下，或许还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话，那么在那时，就绝不可能有以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实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代议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并颁行宪法，建立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王权政治的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这就使国家行政权力同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关系和政府同人民的平等关系固定化、法制化，使行政权力受到司法机关的制约；政府受到人民的监督，从而为国家承受行政诉讼提供了政治基础。
2、 法治国家中健全的国民人格为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奠定了人身基础。同政治体制相比较，人身因素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和发展更为基础、更为深刻的因素。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仅奴隶生产和生活而且奴隶的人身都直接完全地依附于奴隶主，奴隶无任何自由、权利可言，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因而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封建时代，农民虽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但由于仍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同地主之间还有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地主又依附于国王，在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除了皇帝之外，不存在第二个独立的人格主体。因而在奉行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客观上不存在产生行政诉讼的人格主体。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个人摆脱了传统的人身束缚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一些企业也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从而不可避免的与国家这个传统主体发生矛盾、冲突和争议，并迫切需要确立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协调和平衡，这就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
3、 法治国家中的法治与分权理论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法治和分权理论的传播，是行政诉讼制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条件。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一切掌握国家权力的机关和官员，既统治者或管理者都须守法，受制于法，也就是以法制权。由于国家立于社会之上，它与公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实行法治意味着国家和公民同受法律的约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皆受法律的制约，而不允许任何一方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任何人、任何机关其地位是平等的，因此，讲法治，首要的是以法制权，这是法治的重点和要旨。以法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行为受法律约束，政府违法行为受司法追究。这种以法治国的思想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正是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实现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手段和途径。
五、 如何改进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还很不完善，还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按照前文所述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 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权所指向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当事人，而是一定范围或区域内的不特定的多数人。本来行政权只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在现代行政法的制度下，行政权得到了扩张，还拥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原先的依法行政，所谓法指的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立法权属于议会，现在却向行政机关转移， 在我国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有权制定部门规章，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的政府有权制定政府规章。这些即属于行政立法，都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框架下，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只能根据行政机关制定的抽象行政行为来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起不到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所以，必须扩展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应当可以审查法律范畴之外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权之行使，无论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审判机关都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以决定是否加以适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体现权力制衡原则，满足法治的要求。
第二， 关于与行政复议的冲突的解决
1990年我国在政府内部建立了行政复议制度，即在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设立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公民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复议申请，这里所谓的行政复议机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指的是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少数情况下指的是各级政府。通过该制度，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被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排除，还有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必须经过行政复议。该制度的建立依据或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业务具有极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法院没有能力审查；或者因为政府部门行政级别过高如国务院，法院没有资格监督 。
这种行政复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民接受审判的权利，侵犯了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法律赋予的审判权，破坏了分权原则，与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弛的。另外，由于行政复议机关隶属行政部门，不具有独立性，是行政机关自己充当自己的法官，其公正性难以保证。因此为符合法治的要求，笔者建议，取消行政复议制度，将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合并，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
第三，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
1989年行政诉讼法只是建立起审判机关对行政权执法活动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现代行政权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行政权的行使除了其合法性以外，还有一个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却无权审查，这显然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大缺陷。
　　如前文所述，现代法治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良法之治，它以追求社会正义和公正为目标，它要求司法机关在作出裁决时，不仅考虑行为的合法性，还要求考虑合理性，并且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最终判决的合理，因此只有在行政诉讼中增加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是才能符合善法之治的法律精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