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诉讼不适用于审判的简易程序

王琼书 刘幼英 陈大军

【摘要】 针对国内部分基层法院在审理医疗诉讼案件时采取简易程序的现实。作者列举简易程序审判适用的范围和使用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阐述医疗诉讼的特殊性，分析使用简易程序对医疗机构带来的危害，并结合工作实践，从医疗诉讼和医疗机构举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出发，认为医疗纠纷诉讼的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而适用于审判的普通程序。
【关键词】 医疗诉讼 诉讼程序 适用程序 简易程序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 does not suit the Medical litigation.WANG Qiongshu,LIU Youying，CHEN Dajun.Medical Administrition Department,Wuhan General Hospital,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Realizing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problems when the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 was used in the medical litigation by the local court,the author listed indications of adjudgement by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It was presented that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 did harmness on medical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specificity and compliacy of medical burden of proof reversed in medical litigation and concluded that not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 but common process suit the medical litigation.
【Key words】Medical litigation, Proceeding, Appliable process, Facile civil procedural process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在2002年4月1日正式实施后，由于医方承担举证责任，医疗诉讼的门槛降低，使医疗诉讼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医疗诉讼迅速增加。相当部分基层法院（含其派出法庭）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往往简单地采取简易程序，以便利审判，但是采取简易程序审理医疗纠纷诉讼存在许多弊端。作者结合工作实践，从医疗诉讼和医疗机构举证的复杂性出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新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称《简易程序规定》），认为涉及医疗的诉讼不适用审判的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存在的问题
1.简易程序的适用
所谓简易程序，是指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简易程序不是普通程序的附属程序，也非其分支程序，而是一种与普通程序相对而言，并列存在的第一审判程序，其根本特性是“简便易行”，它诉讼成本较低，审理周期较短，诉讼方式简单。
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本章（即简易程序）规定”。由此可见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三个必备条件是：①该民事案件事实清楚，即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②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③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这三条标准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便不能适用简易程序[1]。
2.适用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简易程序在我国适用广泛，据2003年9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占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71%。但是它在适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⑴相当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含其派出法庭）为单纯求得“便利审判”的效果，任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少数基层人民法院（含其派出法庭）对受理的民事案件不加区别的一概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笔者近年处理的几起医疗诉讼，受理法院莫一概外的使用了简易程序，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⑵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的自身缺陷，未对该章条款具体明示，导致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上各行其道，秧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乃至合法利益。
二、医疗诉讼的特殊性决定其审判程序不宜用简易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19~21条限定了由中、高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如重大涉外案件、辖区内或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如湖北省人民医院龙凤胎高额索赔案一审由武汉中院审理。一般医疗纠纷诉讼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含其派出法庭）受理一审。医疗纠纷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除具备民事诉讼的共性外，由于医疗行为的职业特殊性，此类诉讼自身强烈的复杂性决定其审判程序不适用于简易程序。
1.医疗纠纷诉讼不符合简易程序三要素
⑴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事实并不清楚。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很难取得一致，由于医学科学的专业性强，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需要专业人员，甚至是多种专业人员来判断其可信度，审判员自身很难判明事实，分清是非。如一例肩难产导致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案，家属认为是医生不负责任导致损伤发生；而院方认为医护人员在胎儿发生肩难产的紧急情况下，本着抢救目的，让胎儿尽快娩出做法是正确的，符合紧急避免原则；而且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原则。医疗事故鉴定认为是臂丛神经损伤是分娩过程中胎儿肩难产所致，为并发症，不构成医疗事故。结合医学理论和临床务实，肩难产发生原因和机理不清，而且发生率很低，要完全预防是不可能的；一旦发生肩难产，如果不及时处理，母婴均可发生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患方不服，法院不能作出判决，再次申请法医鉴定，结论类似。最终法院判决免除医院责任。
⑵医疗纠纷诉讼案件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发生医疗纠纷诉讼的原因多种多样，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要根据事实判定，不能说只要是医疗纠纷诉讼，医院一定就是责任的承担者。如一起患者放弃治疗案。患者诊断为“双眼慢性闭角性青光眼”，行“巩膜咬切＋自体小梁移植术”，手术顺利，出院时患者病情基本稳定；由于患者未遵医嘱，约1月后出现“房水迷流综合征”。经治医生多次向患者提出建议，要求患者接受白内障摘除术以重建前房，并一再告知拒绝治疗的严重后果。但患者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接受手术治疗，约1年后继发了大泡性角膜炎，视功能亦进一部恶化至仅存光感/颞侧。患者以医生治疗有误为由，诉诸法院。很显然，导致患者“房水迷流综合征”和视功能恶化的原因是患者放弃治疗，该责任的承担者是患者本人而非医师。最后在有法医参加的医疗事故鉴定中，认定不良后果责任人为患者本人，而非医师。
⑶医疗纠纷诉讼争议很大。医患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往往分歧严重。患方坚持认为医方存在过失，必须承担侵权责任，提出诉讼的标的较高，动辄过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索赔。如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326所医院调查显示，发生纠纷后，73.5%的病人及其家属曾发生扰乱医院工作秩序的过激行为，其中43.38%发展成打砸医院，对医院设施直接造成破坏的有35.58%，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的有34.46，而且索赔金额有逐年高攀趋势，平均每所医院21万元，326所医院累计总额为6000多万元[2]，亦有报道在我国涉及医疗赔偿额高达42亿元。因为黑势力强力介入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湖北省人民医院曾经创下296万元的单项赔偿之最，尽管国家卫生部组织专家鉴定，结论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对医方而言，根据事实认为损害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医疗意外或并发症所致，甚至是由于患方不配合治疗所造成的，依照法律法规，医方应获得义务性免责。即使在医疗行为中存在一定过失，也不应该承担高额赔偿，毕竟医疗行业尚未充分纳入市场经济范畴，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院是非赢利的公益行业，具有被“强制缔约”性，医院没有因医疗风险而拒绝接受患者的权利；再次，当前的医学技术水平对许多疾病的发展和转归还难以有效控制，就患者而言，在就诊前已处于高风险状态，这种风险并非医生施加于患者身上，而是事前已潜藏于患者体内[3]。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疾病使患者蒙受了损害，处于高危险状态。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医患双方很难达成一致。
2.医疗诉讼的适用原则和过错认定
⑴医疗诉讼属于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按《民法通则》第121~124、127、132、133条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的特殊侵权作出规定。医疗纠纷并为定义为特殊侵权，不能采用无过错原则，适用公平原则无法律依据[4]。举证责任分配采取医方举证。按《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必然派生过错原则。如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该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
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精神，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诉讼，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判定何类原因导致诉讼需要鉴定甄别的，不是一次简易程序的庭审就可以判明的。
⑵医疗过失的认定具有多重性。按高法通知精神，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需要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需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在未进行医学鉴定或司法鉴定情况下，法官依据法律事实进行过失裁决，采取简易程序的独任审判员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其判决是否公正，尚不能肯定。医疗过失的认定具有多重性就也决定了此类诉讼不适用于简易程序。
三、使用简易程序对医疗机构的危害
1．起诉方式简单，患方诉讼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按简单程序，起诉方式简单，成本低，原告可以采取口头起诉。只要患方对医疗行结果不满意，就可以口头起诉方式将医院推上被告席；特别是在媒体误导、律师诱导下，患方是很容易提出诉讼的，诉讼随意性大。医院将承担证明自己的“清白”的举证任务，如果医院拿不出证据，医院就将承担败诉的后果。即使医院胜诉，医院还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承担不菲的律师费和医疗事故鉴定费，而患方只承担低成本限的诉讼费。即使医院反诉胜利，法院判决往往也是无疾而终，很难执行。
2.应诉时间有限，医方举证存在现实的困难性
《证据规定》第33条规定举证期限不得低于30日，同样《证据规定》也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该受“30日”低限限制。采取简易程序时法院将医疗机构举证期限在15天以内，而且审理简易程序案件要求在立案之日其三个月内审结。适应简易程序缩短了举证时限，对仍承担倒置举证责任的医疗机构必然受到程序公正的影响。在短短15天内，医疗机构要完成证据收集和申请、对照诉状审核医疗行为，要查阅资料、组织专家证人证词以证实自身不存在医疗过失或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要认真书写答辩状，以说明医疗无过失，要准备各类人体模型在法庭上进行演示，对事实加以说明，以说服不懂医的法官作出正确判断，这些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医疗纠纷诉讼有其复杂性，医疗机构在原本被动的医疗诉讼中已经承担了最困难的举证责任，要在3个月内结案，对医疗机构进行限时举证和限时答辩是不公平的。
3.审判组织独任制，审判结果具有很强主观性
简易程序采取审判组织独任制，按《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简单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122条、124条、127条规定的限制”。这意味着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且独自作出判决，缺少制约，审判员的主观判断决定审判结果，容易出现人为偏差；如果审判员个人对医疗行业怀有成见或对案件先入为主，其审判结果可能不利于医疗机构。而在普通程序中必须依法组织合议庭审判案件，避免审判中的个人行为影响。
4.庭审程序简便，不利于医方解释说明
简易程序审判并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22条、124条、127条规定的限制。即不用在开庭前三天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法庭调查可不按“当事人陈述→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材料→宣读鉴定结论→宣读勘验笔录”顺序进行调查；法庭辩论也可不按“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第三诉讼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答辩→相互辩论→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顺序进行法庭辩论。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医方可能仓促应诉，辛辛苦苦准备的人证、物证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利于医方解释说明，甚至是医方还来不及充分准备证据。
5.当庭即判决，容易启动第二审程序
按2003年12月1日即将生效的高法的《简易程序规定》第27条规定“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何谓不宜？规定未具体明示，可能对事实不清部分也一并判决。在医疗诉讼中，许多有争议的事实并非能够一次性判明的，如果法院按简易程序强行宣判，面对情形，利益当事人会上诉，第二审程序被轻易启动。无论在医方上诉还是患方上诉，启动第二审程序又会耗费医疗机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影响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如果按普通程序审理，结果就会合理一些，《民事诉讼法》第139条对普通程序审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这样不明朗部分可以由合议庭再次宣判。经合议庭裁定的结论也容易被医患双方接受。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医疗侵权诉讼适用于诉讼的一般程序，而不是诉讼的简易程序。

载于《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4）：227


浅析缔约过失责任

王胜宇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的归纳不一。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都认可缔约过失是指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上的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所谓缔同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致使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的规定与缔约过失责任极为相似，但它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缔约过失责任该条只作了抽象的一般表述，这不免在实践中产生　对缔约过失责任理解上的偏差和歧异，大大降低了该责任的可适用性和操作性，其对在合同未成立时是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也未作明确规定。
　　原来的三部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也未在具体条款上对缔约过失责任作出明确而特别的规定。直到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才系统地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从而完善了合同责任制度，弥补了《民法通则》的不足。为今后在缔约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责任认定依据，司法部门对过错方进行处罚，为保护无过失方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和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
　　1、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缔结合同过程中
　　缔约过程何时产生，何时终结，理论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以为，应以要约生效作起点。这主要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才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进入特定的信赖领域。双方只有在此情况下，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约合同的必要准备等实质性工作，对于违反先合同义务进行制裁才有实际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缔约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想要确立一个统一的时间点非常困难，也过于僵硬。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先合同义务，设立不同的、灵活的、可变动的时间点为合理，而设立的总根据是彼此间信赖的产生。我认为，缔约应是一种双边的行为，缔约双方必须产生某种订约上的联系，如实际的接触、磋商等，并由此在缔约双方之间产生一种信赖关系，此时双方才能由消极的义务范畴进入积极义务范畴。在此阶段如缔约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对相对方构成损害，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故缔约过失责任应以要约生效为起始。要约未生效，无从查明双方之间具有缔约上的实际联系，双方不能产生缔约上的注意义务，缔约过失责任亦无从谈起。缔约过失责任至合同成立时归于消灭。
　　缔约过失责任始于要约生效，止于合同成立。判断应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关键看缔约方在此阶段有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即合同效力是否在合同成立之前就存在缔约上的瑕疵。以此作为一个评判缔约过失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要约邀请，不属于缔约阶段，应不发生缔约过失责任。
　　2、一方违反其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先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这种义务不是合同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这种关系虽不以给付为内容，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负有相互协力、通知、说明、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之上的先契约义务。正是由于缔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先合同义务，才导致既不同于违约责任，又不同于侵权责任的新的责任形态即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并使它取得独立的地位。我国《合同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该说，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所在。
　　3、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
　　根据“无损失，无责任”原则，缔约过失责任也必须有损失，此种损失应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失的确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时确实难以认定，尤其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更难以把握，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赔偿范围过宽或过窄，甚至漫无边际的现象，也可能出现对同一类型案件有不同的判案结果。所以，信赖利益的损失应限于直接损失，其范围应包括：（1）缔约费用，包括邮电、文印费用、赴订约地域察看标的物所支付的合理费用；（2）履约准备费用，包括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或因信赖合同成立而购租房屋、厂房、机器设备或雇工所支付的费用；（3）因支付上述费用而失去的利息。
　　由于实践中缔约过失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有必要在赔偿损失之外考虑其他责任形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并允许多种责任形式合并适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方的利益。
　　4、弥补性的民事责任。
　　对于这一点，有两种观点。王利明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尽管缔约过失责任在现行法中已得到确认，但附随义务毕竟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而只是法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解释出来的义务。所以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有严格的限定它只能在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难以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缔约过失责任仅产生于合同磋商过程中，只存在对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害，故缔约过失责任仅仅寻求一种补偿性的救济。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都比较可取。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由于缔约过失责任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其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
　　1、缔约人一方当事人有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也就是说，缔约人一方在缔约的过程中，发生了违反法律规定的互相协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互相诚实、互相保密等义务的行为。只有当缔约人一方有上述行为时，才有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该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会存在赔偿。当然，这种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3、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一方缔约人在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如果另一缔约人的损失非因对方的过错而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其不得向对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里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
　　４、缔约人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能让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例如一案例张某是一个体户，经商多年以后有了一定的积蓄，准备开一个连锁店。于是与甲公司联系，希望获得该公司的连锁经营许可权。甲公司答复，欲获得其经营许可需要在六个月内递交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并有20万元的资金投入。张某于是开始为达成该合同做积极准备，他变卖了以前的经营店，筹划合适的新店址，筹集资金和申请了贷款，参加了学习班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并高薪请人撰写了经营计划书。但当五个月后他将订立合同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向甲公司提出授予专营许可权要求的时候，甲公司却通知他由于该公司进一步规范连锁店经营的考虑，要求新的连锁经营许可被授予人必须投资50万元才可授予。张某认勾价格变动太大，于是拒绝了这种要求。同时他认为甲公司出尔反尔，违反了缔约过程中的　　诚信原则，要求甲公司按原来的条件授予其经营许可或者补偿他为准备订立合同所发生的一切费。
在本案中，甲公司提出的条件不能看作是一个合同的要约。首先，他提出的条件不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而是经营管理的一般性规定。其次，他提出的条件内容也不足够具体、确定、完整，他对申请人提出的计划书还要有一个审查的过程。再次，甲公司也没有与张某签订授予经营许可合同的明确缔约意图。所以，也就不存在张某以实际行为承诺的问题，甲公司与张某根本没有达成合意，合同关系并没有成立。但甲公司所提出的条件已使张某产生了合理信赖，张某也基于这种信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变卖了以前的经营店，筹划合适的新店址，筹集资金和申请了贷款，参加了学习班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并高薪请人撰写了经营计划书，甲公司改变原来的授予经营许可条件使得合同未能缔结，而合同未能缔结使得另一方当事人张某基于合理信赖的利益未能实现，付出的工作得不到回报。甲公司在缔约过程中改变授予经营许可条件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客观过失，因而甲公司应当对王某基于合理信赖的利益损失应当负赔偿责任。
　　三、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法律概念的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107条将违约责任定义为：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了保护当事人双方从开始磋商至合同履行完毕过程中的信赖利益、履行利益，而在立法技术上，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统一规定在合同法之中；但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责任，它与违约责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责任。在我国，由于民事经济案件常常要涉及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问题，因此，准确区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对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一）、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相同点。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尽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责任，但二者都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征，相比较具有以下相同点：
　　1、责任主体具有相对性。 二者主体都只能是缔约双方当事人，不涉及第三人，也都体现了民事责任的平等性属性。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的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另一权利主体是信赖利益受损的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失责任中不可能出现第三人，这是因为在缔结合同中只存在要约人与承诺人双方当事人。而违约责任也只能产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不涉及合同之外的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可能会涉及第三人，但责任承担中也只能是债务人向债权人负担义务与承担责任，这是由合同的相对性决定的。
　　2、责任形式具有财产性。缔约过失和违约责任都表现为一种财产责任，即都是表现为责任人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货币或者给付一定的财物，充分体现了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责任为主的法律责任的属性。缔约过失责任中，依《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责任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违约责任中，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依据《合同法》第107条、第112条、第114条的规定，主要有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定金、赔偿金，还有采取补救措施等，分析二者的责任形式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财产性的特征。
　　3、责任结果具有补充性。即责任主体的债务人必须弥补或填补因其缔约过失行为或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损害多少或欠付多少，就应赔偿或补偿多少，这也体现了一般民事责任的对待相应的属性。《合同法》第42条充分体现了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性特点，该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违约责任最终得以财产责任的形式表现后，赔偿性就成为违约责任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之一。《合同法》第 107条、第114条第1款的规定都体现了违约责任的赔偿性特征。
　　4、责任承担具有意定性。即两种责任在最后承担上当事人双方可以就损害赔偿的方式、范围、赔偿额计算的方法、赔偿数额的多少进行依法协商，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酌情减免对方的责任，以非诉讼的和解、调解方式来解决，这些都体现了民事责任是法律允许当事人依法协商议定的法律责任的特性。责任承担的意定性也是合同订立、履行中当事人双方意思自由的具体表现之一。
另外，任何责任都是以法律的强制力为其后盾，保障责任的最后实现，体现国家意志的干涉，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也不例外，这一特性也同样贯通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缔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另一方有权请求法院 (或仲裁机构)要求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同样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正是凭借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这种依法赋予的特殊强制力，才能使缔约双方当事人或合同当事人全面、正确的履行义务，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的两种具体责任，二者都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征，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常易混淆，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责任，主要区别体现在：
　　1、产生的根据不同。缔约过失责任是在缔结合同中基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而产生的责任，缔约一方当事人违背以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通知、说明、协力、忠实、照顾等先合同义务，此时合同并未生效，即未发生合同之效力，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根据是先合同义务。而违约责任则只能产生于已生效的合同，合同已生效，债务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义务履行，对约定义务的违反，债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违约责任产生的根据是合同义务。
　　2、责任保护的利益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制度设立上最初就是为了保护缔约双方从开始接触、磋商到合同不能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时双方之间为此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并基于这种特殊的信赖关系期望通过合同的订立、履行去实现合同目的过程中产生的信赖利益。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信赖其与对方签订有效合同而产生的利益。对于信赖利益的损失，依民法一般原理应给当事人予以补偿，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若无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则难以建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制度，从而使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信赖利益失去法律保护。而违约责任则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所谓履行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生效，实际履行后所获得的利益。合同生效后，对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得不到实现时，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
　　3、责任的性质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具有法定性，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不是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产生，并且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也是法律规定，即赔偿损失，当事人不能任意选择。而违约责任具有约定性，这是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形式，约定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数额、计算办法等；同时违约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如它规定了定金罚则及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赔偿额等。但，违约责任的性质更多的体现在约定性上。
　　4、责任发生的时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只产生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包括合同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即仍处在要约或承诺阶段，或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合同标的不适法而无效，或因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意思表示的不真实，法律行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被撤销时，当事人已经为订立合同花费了一定的费用或为签订此合同而丧失了其他利益机会，这样立法上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而创制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而违约责任只能发生在合同成立后且已生效，如合同已成立但不生效，此时并没有产生合同义务，因而不产生违约责任，只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生效后，债务人开始履行义务，如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此时才产生违约责任。
　　5、归责原则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该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合同未成立、合同无效或合同被撤销，致使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应以其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及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以主观过错作为过错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确定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要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致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且缔约方主观上有过错；另一方面，这种过错必须与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以此来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即违反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立法上在合同法第107条将该原则予以确立。同时，对于某些有名合同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如合同法第189条、第191、第320条、第374条、第406条、第425条等，这样形成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导，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和补充的格局
　　6、构成要件不同。归责原则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当事人双方必须有缔约行为，即这种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阶段；（2）当事人一方必须违背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的法定义务，即先合同义务；（3）主观上必须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4）客观上须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受到损失；（5）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与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须有因果关系。上述五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对于一般构成要件我认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违约行为，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违约行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因违约责任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①违约行为；②损害事实；③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7、行为形态不同。对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件中的缔约过失行为的研究，梁慧星先生，王利明先生，崔建远先生对此有较完善的论述，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见合同法第42条第1款）；（2）欺诈缔约，即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见合同法第42条第2款）；（3）违反人格及人格尊严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缔约行为（见合同法第42条第3款）；（4）擅自变更，撤回要约；（5）违反初步的协议或意向协议或许诺；（6）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7）订立合同中未尽保护义务而侵害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8）违反禁止强制订约的义务；（9）缔约之际未尽通知、保密义务等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缔约过失行为；（10）因一方过错使合同不能成立的行为；（11）因一方违反法律、法规致使合同无效的行为；（12）因一方过错使合同变更后无效的行为；（13）因一方过错使合同被撤销的行为；（14）合同不被追认的无效行为；（15）无权代理而订立合同的行为等。
　　违约行为形态不同学者划分不同 ，有学者将违约行为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实际违约又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不履行合同义务又可分为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又分为迟延履行、瑕疵给付与提前履行等。
　　8、责任形式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只能是赔偿损失，依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则很多，合同法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中主要规定了如下几种责任形式：①继续履行；②采取补救措施；③赔偿损失；④支付违约金；⑤定金罚则；同时，在“合同履行”一章中的第63条规定了针对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合同的价格制裁的违约责任形式。
　　9、赔偿损失的范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缔约过失而导致信赖人的直接财产的减少，如费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赖人的财产应当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的某种应得到的机会。当然，这些利益表现是在缔约时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赔偿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依据，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信赖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未曾发生时的状态。违约责任赔偿的是履行利益的损失，即合同成立且生效后，而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完全履行时的状态。一般而言，相比较违约责任赔偿的范围要比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大。对于赔偿的计算办法、数额等，违约责任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也可事前达成合意，但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则不能合意事先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