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常”理论与正义标准

袁征


　　在我们大讲法治的今天，无人会否认法律是有不足的，法律有善法，也有所谓的恶法，我们不能因为法律的普遍性而理所当然的牺牲小部分或个人，特别是刑法，对某些人来说，就是整个人生甚至是生命的剥夺，所以要极尽所能的来弥补。我国目前没有相关的制度来否定某些刑法法条在特殊情况中的特别适用，甚至否定适用，只有刑诉法上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刑，要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实践中，很多法院好大喜功，不大愿意把问题上交到最高人民法院。仅这一规定显然是不够的，在实际操作中，刑法适用的法条主义给人们带来很多亟待解决的与刑法目的相悖的结果。
　　让我们先从英国衡平法的产生说起，英国巡回法院到处审判，扩大了法影响，慢慢的也形成了系统的法律，即普通法，但也带来了不少非正义的判决，受到非正义对待的那部分人在法律上是难以找回正义的，他们就选择了皇权的救济希望，向当时的国王请求伸张正义，由于案件较多，国王也忙不过来，就专门任命了法官来审理这些案件，当然不能用现有的法律来审视这些案件，国王就要求要用正义来审理，这就形成了后来的衡平法，衡平法不可以不说是现行法律的修正。 修正的工具就是正义。
　　美国有基本法律，有专门的宪法法院，刑法案件可以涉及宪法，辩护人，控诉人均可援引宪法。很多案件最后都可能跟宪法联系在一起，可以从某些方面比如政治基本权利来建构在刑法框架之外的理论，来影响刑法法条的局限性，宪法从某些方面可以改变刑法的某些具体条文的，有利于缓和矛盾，利于诉讼，法官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坚持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下来创造具体的案例，美国的案例是法律重要渊源之一，从而也就创造了法，一些具体的法条并非铁板一块，可以根据正义或其他理念进行修改，从而来弱化法律的不足。
　　这里与法律可以抗衡的主要的就是正义，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和工具，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强调，正义是法的宗旨和目的，是法的实质，法只能从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正义的含义或内涵，“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多端，并具有不同的面貌。”（1）有人认为正义是一种德行（如助人为乐，博爱），有人认为正义是一种公平（如太子犯法与民同罪，西方的平等思想），诸多诠释都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正义的不同本质，正义的标准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是一个确定的、永恒的标准，正义的标准之所以具有复杂性，关键是因为正义的概念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具体性，恩克斯指出：“正义始终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的方面或在其革命的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2） 正义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的人来理解都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人来理解，由于利益的差别，也会有不同，所以持有不同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正义是有选择的，那么选择正义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利益，不同的利益会驱使人们选择不同的正义，正如罗尔斯所说：“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义务和权利，依赖于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中存在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3）那么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正义呢？那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义。
　　“三常”理论是法学家陈忠林先生所倡导的“常识，常理，常情”，是从全社会共同的利益的角度，以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具体表现就是法要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符，要与民相通，只有“ 理与民相同”，才可能“心与民相通”；只有“心与民相通”，才可能“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样的法才是人民的法，这样去适用法才是维护人民的利益。 三常理论以理释法，这样可以使冲突双方的认同，使不服判的人不能得到社会同情，就不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在法律的执行、适用过程中能够实现“让无权无势的人有理走遍天下”，“让有权有势的无理寸步难行”，真正能够起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所以说符合常识、常理、常情是衡量、判断正义最基本的标准。

　　下面我们从许霆案来探讨一下“三常”理论与正义的关系，许霆于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许霆到黄埔大道西平云路上的一家商业银行的ATM取款机上取款，但在取款过程中却发现取款机系统出现错误，他本想取款100元，结果ATM出钞1000元，而银行卡账户里却只被扣除存款1元。于是，许霆连续用自己的借记卡取款54000元。当晚许霆的同伴郭安山得知后，两人结伙频繁提款，等郭回住所拿了借记卡后，许霆再次用银行卡取款16000元，随后两人离开现场。4月22日凌晨零时许，两人第三次返回上述地点，本次许霆取款10万余元。2007年年底，经过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许霆案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我们从“三常”理论来看一下该案的一审判决，常理上讲，先从适用法律上来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盗窃金融机构的恶意的判定，行为人具有恶意的判断只是从常理上的判断，这也说明了常理的价值。判断具有恶意，开始未必就知道是犯罪，后来逃跑及其逃跑路线正说明其对犯罪或者犯罪的严重性认识不清。英国也有类似的案例，不少人呼朋唤友排着队去提款机上盗窃。取款机的错诱因不可谓不大。
常识上，对拿这里的钱，普通打工仔，不会意识到这是金融机构，更不会想到自己从这个机器中拿不属于自己的钱会跟去银行柜台里面偷钱一样的结果。
　　常情上讲，普通人都会有这种私欲，有的人能忍住，有的人知道是犯罪就能忍住，我们的当事人属于有的人没有克制住，我们能期待他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多么高尚的行为能。
　　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无期徒刑，从法律角度看，紧扣法条，执法如山，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对普通大众来说，晓之以法，可以接受吧，晓之以理，不行，更谈不上动之以情了，正义何在？所以，笔者认为，“三常”理论是通向正义的桥梁，是实现正义的护航舰，符合“三常”理论的法才是好法，才是正义的法，按“三常”理论来司法，才能保障正义的最大化。


参考书目：1，博登海穆，《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238页
2，《马克思恩克斯选集》第二卷，539页
3，罗尔斯，《正义论》5页
4，陈忠林， 法学方法论教案



医患纠纷的阶段性和举证特征

姚品成


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医疗事故（含医疗纠 纷）再次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大小医院各科室谈论最多的也是医疗事故的话题，近段最忙的是医务科室里的有关领导，要组织医院各科室的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条例》）和卫生部颁布的有关配套规章。我们认真学习了《条例》和有关配套规章后，现就医患纠纷的阶段性特点和举证特征简述如下，与各位共同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关于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的定义：
医疗事故的定义在《条例》第二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我们平时谈论和处理的“医疗事故”主要是指：因诊疗护理发生的纠纷常常限于医疗单位和患者或其家属之间的纠纷，从主体上讲医疗事故在法定鉴定机关（医学会）没有出来鉴定结论之前，称为“医患纠纷”更贴切，更通俗，更有社会意义。由此，我认为：医患纠纷是指患者或者其亲属与医疗单位及其医护人员之间围绕医疗护理服务而产生的争执。
二、 医患纠纷的阶段性特点：
导致医患纠纷产生的主体不都是由患者方引发的，因为医患纠纷的客体除了生命健康权外，还包含了财产权的内容。我们平时常见的纠纷由患者方因认为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提起，发展到医院方可能因医疗费用被拖欠而主动出击。我们了解医患纠纷的阶段性特点，把握准各阶段的主动权，医患纠纷就会顺利得到解决。
提起阶段。不论是生命健康权，还是有关财产权的医疗纠纷，大多数是由患者方掌握主动权，多数医方在此阶段往往是息事宁人，努力想私下协商，平息矛盾。在这个阶段，患者方如见好就收，或者要求不高，大多数纠纷都能迅速解决，解决的方式是非诉讼的友好协商。在这一阶段，作为患者方最好多去咨询一下律师和有关医学专家的个案分析，有利无妨。
僵持阶段。如果早期不能了结，纠纷的主动权又可能转移至医院方。例如：医院方要求尸检，以澄清患者家属方的责难；要求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千方百计将纠纷纳入法律程序之中，避免患者方影响院方的正常医疗秩序；对拖欠医疗费用者予以依法催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诉讼阶段。从生命健康权这个角度来看，当原告主要是患者方。无论是否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新的《条例》虽然把鉴定权的“接力棒”由原来的各级医鉴委转移给了各级医学会，客观公正性大有改善，但人们对原有的鉴定体制所产生的疑虑阴影没有完全消除，患者主动起诉的案件只有增多是必然的。
显然，起诉是当事人行使法律赋予的诉权，能否胜诉则另当别论。在此阶段，谁掌握主动权，关键是在举证。是医方主动，还是患者方主动，双方会尽可能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举张。
三、 医患纠纷审理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特征：
发生了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各执一词。对医方有无过失，不良后果与过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焦点问题，法官凭什么来判断呢？得靠证据来认定和判断！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当事人必败无疑。所以，律师们常常说：打官司，关键就是看证据。在当今法制社会里，没有证据，当事人再能言善辩，请最高明的律师来代理，也是束手无措。
司法解释确定了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四条（八）款：“因医疗行为引起的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司法解释规定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显然是出于对患者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我们也应看到：在诉讼阶段，举证责任的主动权医院方明显处于优势（详见下表），患者方更应冷静和理智的对待。
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分配一览表
1 争议的有关问题 适应举证的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
2 当事人身份 谁主张 谁举证 原被告双方
3 存在医疗行为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告
4 不存在医疗行为 谁主张 谁举证 被告
5 医疗行为与后果关系 举证责任倒置 被告
6 损害后果的存在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告
7 损害后果的不存在 谁主张 谁举证 被告
8 损害后果的程度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告
9 素赔的数额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告
10 医疗行为存在过失 谁主张 谁举证 被告
11 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 举证责任倒置 被告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医患之间的举证分配是医重患轻，且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的举证权均掌握在被告（医院）方。所以，原被告双方在法官组织质证和认证时，就得十分认真对待。
在诉讼阶段，双方一般都委托了代理人参加诉讼，且绝大部分是委托的律师，医院方有的是常年法律顾问从提起阶段就介入了，担任医院方常年法律顾问的律师，更了解医疗服务的有关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他们更熟悉医疗纠纷处理的“套路”。作为双方当事人就更应主动积极配合好委托律师，在法院立案前调查取好有关证据材料，注意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出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纠纷，在决定是否起诉之前，就更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一棋走错，满盘皆输。
四、主审法官和医患双方要注重“专家鉴定”和认真听取“专家说明”。
因为医患纠纷往往是牵涉到一些医学专业性强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不懂得医学的人，怎么能办好医患纠纷？但是，学无止境，谁能是全才呢？在审判实践中，对所谓专业性强的案件仍然可以照常审判，原因不是承办法官或者代理律师是该专业的医学专家，而是法律规定了一条重要的举证责任原则，那就是“专家鉴定”和“专家说明”制度。
专家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依据《条例》第20条的规定，对于医患纠纷处理中涉及的医学专门性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法定鉴定。
医学会组织鉴定和出具的《医事故技术鉴定书》是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是法定鉴定，它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
专家说明：司法解释《若干规定》第61条新增了“专家说明”这种特殊的“专家证人”。条文如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
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
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引用了国外通用的“专家说明”制度，增添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新鲜活力，更增加了像医患纠纷这样专门性较强的案件审理的科学性。
根据有关数字统计，在100起医患纠纷中只有不到18件甚至更低的属于医疗事故；在267例医疗纠纷的法医尸检案里，仅有备47例最后被确定为医疗事故（占17%）。以上数据说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是很低很低的，医者父母心，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当患者一进入医院时，希望医生把患者当作你的上帝，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怀，耐心和细心施治；而患者也要体谅医生工作的艰辛，了解目前医学仍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和无法预测的突发性特异情况，有的疾病，“神医”也没有办法。平时多了解一些医学知识，既保健防病也可对医疗行为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纠纷。
我们面对医疗纠纷，理解万岁！患者和医生互相多一些理解，疾病才有可能被治好，医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并造福人类。 （2002年10月16日于东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