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某系A公司经理，2010年1月9日，他代表公司与张某签订借款40万元的协议，并向张出具借款40万元的收据，次日借款给付，但在场经办的会计、出纳证实，实际收到借款现金30万元，另10万元由一辆旧桑塔纳轿车抵付。后双方又对购车达成协议，张遂将车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双方因过户费产生纠纷，1月14日，A公司退回张借款30万元。张分别诉至法院，要求A公司归还剩余借款10万元、给付购车款10万元。而A公司认为，购车包含在借款之中，购车协议被严重篡改，张某涉嫌合同诈骗。

　　【分歧】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一般的合同欺诈行为，存在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篡改购车协议后，同时要求对方归还借款10万元和购车款10万元，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与A公司是在合同订立之后执行中发生认识上的分歧，也就是对合同的解释上不一致，张某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其篡改购车协议的行为只构成一般的合同欺诈行为。

　　【评析】

　　笔者认同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合同欺诈是指以订立合同为手段，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在订立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从而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决定，不平等地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存在明显区别，主观方面，二者的故意内容、形式及产生的时间不同；客观方面，二者欺诈行为的种类、完成形态、行为方式、程度不同，侵害权利属性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然而，仅凭以上理论上的区别，很多时候仍然难以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实践中，对二者进行区分时，应格外遵循以下两点：

　　（一）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这说明“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备条件，要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笔者认为可以分阶段进行：第一，合同签订之前，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行为人的一个“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此时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较难找到事实依据。就算司法机关能有一双慧眼继而识别出合同一方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因此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实际的经济交往，因此也不能认定其为合同诈骗罪。第二，合同签订之时。首先，看行为人是否虚构主体资格，若是一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并不真实或者存在瑕疵，我们便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看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的能力。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大致可以分为有完全的履约能力、有部分履约能力和完全没有履约能力三种，应分不同情形视具体情况加以认定。第三，合同签订之后。首先，看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的履约行为。其次，看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若行为人取得标的物以后即潜逃或行为人取得标的物以后将标的物用于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等，就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二）非法获取财物数额的大小。合同诈骗罪是数额犯，即立法要求行为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而合同欺诈行为对数额没有要求。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来看，“数额较大”在本罪中是客观方面的必要构成要件，其除作为量刑情节之外，还具有定罪意义，对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与否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当然也要结合前文论述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来认定。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尚不够“数额较大”，则该行为只构成合同欺诈，行为人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即可。如果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已达到“数额较大”，但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该行为也只能构成合同欺诈。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时，其非法所得数额才能成为影响欺骗行为法律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认定非法获取财物数额时应注意区分：在既遂状态下，应以犯罪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标准来认定其数额，诈骗未遂时，应以诈骗分子行骗的数额作为“诈骗数额”，因为该数额最能反映合同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分子主观上希望占有的数额。

　　具体到本案：首先，张某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从张某恶意篡改购车协议的行为，以及篡改购车协议后分别向法院提出“A公司归还剩余借款10万元、给付购车款10万元”诉讼请求的行为，均足以表明其在签订合同之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次，张某意图非法获取财物的数额巨大——以篡改购车协议的欺诈形式诈骗A公司财物10万元。因此，笔者认为，张某采取欺诈手段企图非法占有对方财物10万元的行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战时缓刑制度应予完善

　　我国刑法第四百四十四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战时缓刑制度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缓刑制度，它有利于犯罪军人主动接受教育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但这种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当予以完善。
　　第一，战时缓刑制度是否适用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军人，刑法没有规定，这是明显的立法疏忽。因为，第一，对罪行较重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军人适用可以适用该制度，而对罪行较轻被判处拘役者不能适用的话，显然有违立法本意；第二，军人违反职责罪的一些条文规定了军人违反职责，危害国家军事利益时，有可能被处拘役，既然存在拘役刑种，那么，当军人犯罪被判处拘役时，理应适用战时缓刑制度。
　　第二，对于军人违反职责罪以外的罪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能否适用战时缓刑制度，对此，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结论应当是肯定的，战时缓刑只有在战时适用，这是在适用时间上的特殊性，并没有对犯罪的类型作出特别规定。在战时，军人有可能触犯军人违反职责罪以外的罪名，对于符合条件者，应当适用这一制度。
　　第三，战时缓刑应该有考验期。刑法没有明确战时缓刑是否有考验期。有人认为，应根据刑法总则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宣告相应的缓刑考验期；有人认为，应把整个战时都作为考验期。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战时的特殊环境最能考验人、教育人，给犯罪军人以戴罪立功的机会，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如果宣告有考验期，当期间届满而战时尚未结束时，犯罪军人即使有立功表现，因为立功表现发生在考验期满后，就有可能失去从宽处理的机会。而把整个战时都作为考验期，当战时结束时，如果犯罪军人仍没有立功表现，那么，所判刑罚就不会被撤销。因而将整个战时都作为考验期是符合立法宗旨的。
　　第四，立功表现的标准应予明确。有人认为，根据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战时缓刑制度的立功表现应和刑法第六十八关于立功表现含义和第七十八条关于减刑的立功表现标准相同；有人认为，立功表现应为军事上的立功，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在诉讼过程中及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立功。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从完善立法的角度看，应对战时缓刑立功表现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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