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


台州市人民政府令第83号


　　《台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7月15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三年七月二日



台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科学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科学技术奖，奖励在本市科学技术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单位。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主管本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第五条 市科学技术奖分为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3个等级。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每2年评审1次，每次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评审1次，奖励科学技术成果项目每年不超过50项。
　　第六条 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授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重大成就的；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为本市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第七条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授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单位：
　　（一）在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
　　（二）在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方面有重大技术发明，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三）在实施技术开发、社会公益、国家安全、重大工程等项目中，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创造显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
　　（四）在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等研究中取得突破，并对实践产生重要指导作用的。
　　第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候选项目由下列单位、人员推荐：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
　　（三）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专家。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
　　（一）对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进行评审；
　　（二）对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候选人进行评议；
　　（三）向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告评审、评议结果并提出获奖项目、人选和奖励等级的建议；
　　（四）为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推荐的候选项目的专业情况，在专家库中随机选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中聘任。主任委员一般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领导担任。
　　评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承担。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可以根据当年候选项目的行业分布情况，组织相应的行业评审组，负责各相关评审范围内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初评。行业评审组对评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行业评审组成员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审委员会员可以兼任行业评审组成员。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及各行业评审组的成员应当对评审情况以及项目的技术内容严格保守秘密。
　　第十三条 被推荐的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项目完成人，不得以任何身份参加被推荐当年的评审工作。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及各行业评审组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评审委员会决定，应当回避：
　　（一）与被推荐的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项目完成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与被推荐的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项目完成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十五条 评审委员会及其行业评审组应当按照国家相应的科学技术成果评价体系，以记名打分的方式进行评审。
　　第十六条 各行业评审组完成初评后，应当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得分高低排序的初评结果。
　　第十七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初评结果应当在市级相关传播媒体上公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候选项目有异议的，可以自市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作出处理。
　　第十八条 异议处理程序结束后，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初评结果和异议处理情况，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奖励方案，并提出奖励建议。
　　第十九条 对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候选项目，评审委员会应当举行答辩会，并逐项打分。
项目完成人应当参加答辩会，并回答评审委员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条 评审委员会对评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应当开会讨论，并进行记名表决。表决应当有四分之三以上评审委员参加。
　　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奖励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项，应当由参加表决的评审委员四分之三以上通过；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奖励方案，应当由参加表决的评审委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评审委员会提出的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建议审核后，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的奖励人选，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市人事行政部门审核后，报请市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获得市科学技术奖的个人和单位，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三条 剽窃、侵夺他人科学技术成果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证书、资金；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请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为他人提供虚假材料、证明，协助他人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对推荐单位、个人，可以暂停或取消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参与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的评审委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评审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其参与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贿赂的；
　　（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三）违反有关评审制度的；
　　（四）影响公正评审或破坏评审制度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5日起施行。1997年11月19日市人民政府修订发布的《台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一项法律变革，将使得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乃至普通社会公众普遍受益，亦符合国际条约之要求及国际上主流之法学理论，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语，也还与先进国家的制度“国际接轨”，这样的立法动议在我国会通不过么？

著作权法草案第一稿第46条之命运，着实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该草案条文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条文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按此条文，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更多表演者可通过其他录音制作公司录制该作品，由此同样获得了录制、用自己的独特唱法演绎作品并收益的权利；公众则可因此能听到同一首歌不同演唱者不同特色风格的表演，从而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演唱者录制的唱片，因此不同的偏好有了更多被满足之可能；而对创作者而言，更多表演者录制他的作品，可有效地扩大其作品的影响，且只要有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样能使他收获更多的经济回报。简言之，如果该条文早日通过，则公众不至于长期听不到沙宝亮的《暗香》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唯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为买断了著作权从而试图垄断市场的唱片公司。尽管如此，该条带来的充分市场竞争亦可能迫使唱片公司更加谨慎地挑选演唱歌手以及改进唱片录制技术，在挑选培养歌手方面少一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从长远来看，亦也不失为唱片公司提升自身的一个好契机。

然则，这样一条意图良好的修法草案，自3月31日发布，到了7月初的第二稿便告夭折，存在不到百日，其多舛命运令人感慨颇多!感慨之余，亦不免反思该草案条文立法进程之可能的操作失误。

首先，该草案出台之前理论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牵涉到立法之科学性。登录知网，发现草案出台前，与该条文涉及之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相关的论文有分量者不过寥寥数篇，且既有研究并未涉及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著作权究竟是先验的自然权利还是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按照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达沃豪斯等知识产权学者的观点，著作权更大程度当为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由此为社会福利适当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实为必要；而国内学者如徐?之对价论、冯晓青之平衡论等若能与草案有效对接，亦可一定程度上为草案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或许草案出台前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相关学者进行过更多论证，然则这种讨论成果未公之于众，因而未在学界形成更为广泛的讨论而整合出有效的、更经得住推敲的共识。我国相当多学者依然固守自然权利“私权神圣”这一意识形态话语，而未在更深层次上探寻国外立法及国际条约如此立法之用意何在及如此立法之中国意义。因此，当利益受损群体（主要是大唱片公司）祭出对作品的“支配权”等自然权利理念这面大旗进行反击时，草案提出方及支持草案的学者明显缺乏必要的理论回应准备。而且草案中三个月期限明显缺乏经得起推敲的论证，且音著协代收费的方案也不能令更多创作者信服。这些都暴露出草案理论准备之不足。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草案推出之前，草案制定方缺乏必要之公共场域的舆论准备，这牵涉立法之民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主包括两个不同层面：建制化的民主；公共场域的民主。公共场域里充分的理性商谈对于立法之正当性至关重要。草案出台前一年的汪峰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的事件，事实上已为公共场域广泛讨论对著作权的合理限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且公众多支持旭日阳刚而主张适当限制著作权。然草案制定方乃至参与草案动议的学者当时似乎都按兵不动，仍旧仅服从于当时实定法既有的权威，而未将之视为动员舆论变动法律之契机。当然，《春天里》事件涉及的是现场演唱而草案46条涉及的是录音，但二者涉及到的法伦理基础却是类似的：作者能否独占垄断自己的作品而无视公众福利？或许，我国一些学者太执著于他们所看到的外国法律文本了，而未能跨过文本对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自主思考。这同样也折射出我国一些参与立法的学者一定要与民意划清界限、似乎非此不能彰显自己学者身份的精英心态。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草案提出之后，面对部分利益受损音乐人的置疑，草案制定方仍旧未能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可能受益的作者、表演者乃至社会公众参与商谈。我们看到得更多仍旧是置疑者与草案制定者的“二人转”，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尽管他们不是被有意“消音”，但立法者并未更多地向他们说明草案可能带给他们的益处，因而他们未必能理解如此专业的文本带给自己的将是什么，从而“作壁上观”。同时，草案制定方亦未能拿出更有效的机制使可能的受益者——作者，如同他们在国外的同行那样真正受益。由此，在遭受利益受损群体的强力而有组织地反击后，草案之命运可想而知。

总之，此次著作权法草案第46条之“突然死亡”令人痛惜，其具体原因耐人寻味。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事件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契机。通过这次事件，也许能使我们的立法者意识到，在这个日益民主化、公众对立法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变动法律时除了征求专家意见、发布征求意见稿外，在与知识界、社会公众沟通等方面他们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