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股东话语权的诉讼救济障碍！

曲峰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相应瑕疵、股东权益存在隐含威胁，治理结构存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有可能在有瑕疵的管理体系下，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上，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权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和对隐含威胁的处理方式，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答复。二日后董秘回复，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规定相对严谨。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看到了这份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该案代理律师）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早在12年前，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虽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随着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相应之规定。诸如：
　　１、《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中的第（四）项规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
　　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条规定：“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３、《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第四条关于“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的第（六）项规定：互动沟通原则。公司应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形成良性互动。
　　４、《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投票表决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也再一次强化了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通过分类表决制度作为缓解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综上可见，股东“话语权”确实有法可依。它表面上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规定，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其次，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并且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属于经营上的问题。再者，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当然建议和质询的内容，也不一定必须是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再者，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这两项权利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而立法的本意就是把建议权、质询权独立于表决权的。也是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等代理人实行建议和质询的学理。

　　其次，我国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年会制度和10%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制度，以及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而股东的建议和质询仅在会议议题范围内行使的话，则股东权利的表现仅仅停留在接受、否决和放弃的层面上，这只能属于表决权的表决结果范畴。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上市公司（或者董事会）的答复和说明义务。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

　　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虽有重要权利保护之意义，但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而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没承想，可谓“股东话语权先河第一案例”得到的结果，可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证券市场中的维权智者们一直坚持不懈，我们法律工作者又怎能作壁上观！


　　法官形象是社会公众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对法官经过主观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所形成的整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在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当代中国法官职业群体的形象塑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众对当代中国法官形象的认知，将影响到其对法官职业活动的判断、评价，并会从对法官的印象上升到对司法的信念。因此，现代法官形象塑造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工程”，而是关系到法治建设成败与否、民众对司法信任程度的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法官形象的塑造要放在整个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和理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是内部因素与外来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因素逐渐生长并且日益兴盛，但在法律制度外部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古老传统在法律精神领域的影响仍然是坚韧顽强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官形象的塑造既要考虑几千年传统法文化对民众法律观念的浸泡，也要顾及近代西方法文化对民众观念的产生的变革，还要考察新时期诉讼当事人和民众的阶层构成与法观念现状，在动态发展中不断修正法官形象设计，最终形成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又符合现代司法规律和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现代法官形象。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符合现代司法规律，体现时代性。中国历史上，传说最早的司法官吏是尧舜时代的皋陶，他以半神半人的面貌出现，不仅面貌怪异，而且审判方式也很奇特，每当诉讼双方争执不下时，他就牵出一头奇兽来作出裁判，这就是“獬豸”。由此,獬豸与司法官吏结下不解之缘分，成为历代司法官吏的象征。如果我们全面审视历史上的法官形象，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其实是人民群众对“公正”、“清廉”、“严格执法”的期盼，但是这些“法官”的司法工作方式、遵循的司法程序已经落后于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可以想象，如果今天的法官像皋陶一样运用“神兽”裁判，像包拯一样既侦查、控诉又审判甚至刑讯逼供，显然不能赢得群众对司法的信任。现代法官形象的塑造要立足于当代法治发展的现状，不可能脱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与传统司法相比，现代司法强调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是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成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发展方向。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契合社会的公正感，体现民意性。法官形象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印象表现出来的，离开了社会公众这一感受对象，法官形象就无从表现。社会公众实际上是带着一定的标准来评价法官形象的，而且社会评价标准与法律职业的自我评价标准往往存在一定差距。对法律职业者来说，严格依照法律而正确处理案件非常重要，亲切热情地对待当事人，耐心细致地提供司法服务，与公正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当事人、社会公众对法律运用的规律、理论和技术往往缺乏了解，其对司法结果公正性的判断首当其冲的是源自于对法官的形象感知。法官的行为，不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审判职务行为，都难免被认为是法官的人品、修养以及审判作风的反映，都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从而对审判效果发生作用。

美国的法社会学家和法心理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当事人对公正的评价，首先重视的是程序的样式，案件是否以公正的方法来处理；其次重视的是结果是否公正，至于是胜诉还是败诉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在评价程序是否公正时，有几个基准被筛选了出来：（1）发言与参与的机会；（2）信任感，指的是法官认真地对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获得的当事人的信赖；（3）对个人的尊重，指的是当事人的立场和权利得到了慎重考虑及认真对待时所感觉到的程序性公正；（4）中立性，即程序操作不偏向于当事人任何一方的重要性。这一研究成果对塑造当代中国法官形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仅要按照现代司法规律塑造法官形象，还要使法官的形象契合当事人和民众的公正评价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公正感是一个随着时代和场所而变化的问题，总是在微妙的流转变动。在外国法律文化中不被重视的因素有可能是影响中国民众公正感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意大利、法国等文化中，包括性关系的法官私生活不是法官职业伦理的规范对象，但是在台湾地区就认为根据习俗，可能造成法官形象的损害，应当受到惩戒。台湾地区的一则法官惩戒案例显示：被惩戒人事实因生理因素不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外观上已经造成不正当的形象就会被惩戒。由此，深入实证研究影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正感的主要因素，是塑造现代法官形象的重要实证基础。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贴近区域实际，体现特色性。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法院的法治区域环境是存在差异的。这在客观上也决定了各地方的法官形象塑造要贴近当地的生活实际。苏力教授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对诉讼制度的需求一定是不同的，同样的制度设计在各地、在各个司法制度的层级绩效也必定不同，整齐划一的制度设计不仅无效，而且危险”。由于诉讼制度的设计与法官形象的设计具有关联性，这一段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法官形象设计。事实上，当代中国先进法官典型的塑造也体现了区域的特征。宋鱼水作为北京的法官形象代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金桂兰作为黑龙江宁安县的法官形象代表则是一个扎根基层，具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会做群众工作的法官；陈燕萍作为江苏泰州一个基层法庭的法官，其服务的地区贴近苏南，正在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因此她的形象既体现正式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还体现了积累和运用大量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技能和工作方法。这些法官形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们能够“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以不同的方式和知识发现和回应了各自面对的特殊当事人，她们的形象与她们所处的区域法治背景相协调。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关照司法类别层级，体现多样性。法官形象的塑造应当契合社会的公正感，但同时又要适当高于社会的惯常思维，起到引领、教育和示范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职业群体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局面，促进司法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甚至审美水平的提高，更多的“80后”甚至“90后”的群体成为法官的主要服务对象和法官的主体时，“法官妈妈”式的形象固然可以继续感染新一代年轻人，但可以肯定，他们不再会仅仅满足于感动，他们对司法的现代化要求会更为迫切，也更能理解现代司法的运作规律。在当前这样一种新老交替、结构复杂的社会公众面前，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塑造多样的现代法官形象。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基于法官层级和法官专业领域的特殊性。如刑事法官的形象应当侧重于威严庄重、不徇私情；少年法官的形象则应当侧重体现和蔼可敬、慈爱善良；民事法官可以侧重塑造中立客观、细致亲和的形象；商事法官可以侧重塑造业务精湛、办事高效的形象；知识产权法官可以侧重塑造知识渊博、勇于创新的形象；行政法官的形象可以塑造为关注民生、保护弱势。在法官层级形象塑造方面，我们既要塑造人情练达、务实勤奋、善做群众工作，真正解决问题的基层法官形象，也要塑造更高层级的智慧仁爱，明谋善断、具有远见卓识的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形象。这些多样的法官形象群可以体现现代法官形象的包容性，增加现代法官形象的冲击力，更好地引领社会公众对现代司法的认知和理解。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