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探析

曾钰菁


内容摘要

　　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目的是国家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不法侵害。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也表现出差异性。作为国家权力架构下的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以保障公共利益是否正当，在理论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如何来看待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本源、我国当前的宪政制度以及公益诉讼的实践来推证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检察权；正当性


　　近些年来，不断发生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侵权案件，例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破坏公共设施和自然环境等。在这一类案件中，受到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公共利益，而理论和实务对这类利益的归属主体尚存在争议，因此，基于传统民事诉讼利益理论和实践，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司法途径难于对这类侵权案件提起诉讼。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公益诉讼、国家干预理论，试图建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制度来突破这一困境。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理论和法律依据，对其正当性 提出质疑。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进入，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向度展开分析，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含义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

　　公益诉讼源自于古罗马时期的法律制度。古罗马时期，根据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裁判官从程序上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私益诉讼所保障的是诉讼个人的利益，只能由利益主体自己才可以提起诉讼，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正是脱胎于此。而公益诉讼则保护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罗马市民均可以为之。在古罗马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是古罗马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

　　现代法制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交错复杂，原先传统的某些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同时影响着社会公共利益，与此相伴的很多纠纷都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 。一旦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得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一方面要阻止不法侵害继续；另一方面使受到的损害得以补偿。公共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也顺应得到新的发展。
　　例如：法国在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了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在涉及国家或公益团体等诉讼案件中以及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得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和参加诉讼。在法国，无论是在民事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检察官都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美国，为了防止企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致使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经济运行秩序，联邦议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授权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或个人可以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法》则规定，对于婚姻、收养、亲子案件，检察官也可以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检察官行使其权力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社会的利益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为保障公共利益免遭不法侵害构建了一套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诉讼范围、主体、程式等方面有所差别。如，有的国家规定由司法部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而有的国家则由检察机关提起。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公益案件提起诉讼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法 。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公益诉讼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检察机关或个人、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些已被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更多的案件还是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被驳回起诉或判决败诉 。我国目前的公益侵权案件主要出现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证卷侵权、公共场所收费、土地开发影响社会公益、消费领域等几个方面。目前我国理论和实务领域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及其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和司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起诉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所以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遭遇到一定的障碍。
　　回顾公益诉讼的发展历史，公益诉讼制度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构建并完善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随着私法公法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均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在诉讼范围的规定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也有共通之处，如：公益诉讼的重点是保障公共权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检察机关均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介入公益诉讼等。

（二）公益诉讼的本质含义：诉讼信托和国家责任

　　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实践就表现为在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由一定主体向法院提请诉愿以阻止不法侵害或获得补偿的制度设计。公益诉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追问实质就是在解答：何为公共利益？一定主体基于何种理由提出诉愿？
　　一些学者和法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林德布罗姆认为，公共利益并非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而只不过是某些人看来对公众有利的事物 。边沁则认为，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离开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毫无意义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公法与比较法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就认为:“公共利益”凸显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进行归纳——尽管无法穷尽。这些价值是维持和提升共同体所必需的，而不是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买单 。而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弗得罗斯则指出：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而且都有合理的因素。很显然，何谓“公共利益”在理论上仍难于达成一致的共识。正如台湾学者陈锐雄所认为：“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
　　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从考察人类社会、国家的形成和演化历程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起初是没有“你的”、“我的”观念区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个体需求的无限性和多样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争斗，为了确保各个体需求的平衡、共同生存与发展，个体之间相互作出妥协，从而人类建立了国家。在霍布斯看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人根据理性提出约束自己的某些条款，即个体之间达成协议将自己的一切权利交出去给利维坦（国家），并服从国家绝对权利的统治，由国家来保障和实现个体的权利。洛克则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交给国家行使，从而产生了社会契约，即大多数人的合意和信托 。他们认为国家是基于个体的自愿授权或者说信托来统治、管理社会共同事务以及共同所有的自然资源等。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作为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任何机构的权力之基础是人民之同意 。这种“同意”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基石。
　　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国家的范围内来对公共利益进行研判。本文认为公共利益至少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妥协或共识，它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价值是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公共利益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表现形态。
　　其次，它还是一个现实的东西，这种利益共识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在规范上体现为现实的、具体的利益形态。这里当然具有法律认可之意。
　　再次，公共利益是一种国家责任形态，是国家在多数社会成员的同意（信托）下来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需求，唯有国家来代表和维护才具有正当性。
　　上述表明，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受多数社会成员的信托而通过法律来维护的共同价值需求。因此，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国家就负有重要的职责，对侵害行为予以阻止和矫正。正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理由，由一定的主体（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本质上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实现和承担国家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理论上，学者称之为“诉讼信托”，就是当社会成员委托国家管理的财产或者说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其不受侵害，社会成员将自己的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从而形成诉讼信托。国家再将这个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其他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

二、正当性：我国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理论争鸣

　　由哪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履行诉讼信托职责？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否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当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议的。对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概括为否定说和肯定说。

（一）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不具有正当性。主要的理由大致是：

1、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没有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益诉讼不属于法律监督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2、公益诉讼是针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展开的诉讼，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其结果不仅直接涉及私人利益，还对社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检察机关显然不能代替或代表受损害的私人或社会成员来提起诉讼。主张应当由受害者或者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机关来提出公益诉讼。

3、从我国现实的宪政体制及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检察机关不同。不能因为这些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就必然地可以适应我国检察机关的实际 。
4、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如果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必然导致由此而提起的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因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原告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而背离民事诉讼结构的正常规律，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

（二）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具有正当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


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是做好全部检察工作的基础，既是事关检察事业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又是当前务须大力加强的重点工作。经过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一大批基层检察院达到了“五好”要求，基层检察院建设已经进入重点攻坚、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今明两年的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
1、今明两年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意见，按照“决心不变、部署不变、目标不变”的总体要求，坚持检察工作方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创建“五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下苦功夫、硬功夫，重点突破、合力攻坚、整体推进，力争今年再有1000个左右的基层检察院达到“五好”要求，并在2001年底把全国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建设成为“五好”检察院。
2、进一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几点：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基层“三讲”教育，用“三讲”精神统揽基层检察院各项建设，使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贯穿到全部检察工作之中，并用“五好”成果检验“三讲”教育成效。
——坚持集中力量重点攻坚，着力改变后进检察院的落后面貌，巩固发展“五好”检察院，推动中间检察院克服薄弱环节，增强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确保创建工作中队伍建设与业务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努力把“五好”成果体现到检察业务工作上来。
——坚持把“内实”放在首位，既要注意物质条件的改善，又要立足于在艰苦奋斗中创建“五好”，并通过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科学管理，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和正规化建设水平。
——坚持把创建的基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上，增强基层检察院依靠自身努力创建“五好”的主体意识，在积极争取外部支持的同时，充分发挥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从人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使争创“五好”“两满意”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二、紧紧围绕“五好”要求，扎实提高整体创建水平
3、深入搞好“三讲”教育，增强基层检察院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紧紧抓住基层检察院参加县（市）“三讲”教育的历史机遇，用整风的精神，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地搞好“三讲”教育。要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基层检察工作特点和自身实际，切实解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决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持用检察工作方针统一执法思想，防止认识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政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落实各项党内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三讲”教育达不到要求的必须补课。同时要把开展“三讲”教育与创建“五好”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用“三讲”精神指导和推进争创工作。
4、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基层干警政治素质。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教育为核心，以保证公正执法为根本，以办案第一线和“八小时以外”为重点，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从今年起，以检察人员政治、道德、纪律系列读本为基本教材，对全体检察人员进行系统教育。
5、实行全国统一招考，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警业务素质。今后地方各级检察院使用机动和空余编制录用非领导职务人员，必须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期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择优招收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法律和其他专业人才，重点充实基层检察院。认真落实三年全员培训计划，今年重点培训基层检察院副检察长和主诉、主办检察官等业务骨干。依托国家检察官学院和省级检察院培训中心，每年为基层检察院脱产培训4000至5000名业务骨干，每期半年。通过与高等法律院校联合办学或代培等形式，进一步推进学历教育，争取三年内为基层培养2000至3000名高层次法律、经济、外事、文秘等专业人才。抽调优秀师资，到基层检察院巡回授课。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通过以老带新、庭审观摩、案例研讨、点评法律文书、组织法庭辩论赛以及评选优秀侦查员、公诉人、业务能手等多种形式，在实践中提高基层干警的业务能力。大力支援西部地区基层检察院教育培训，在经费、师资、培训名额、教材等多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最高人民检察院增开少数民族骨干培训班；组织东西部地区基层检察院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互派干部到对方挂职，为西部地区基层检察院创建“五好”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6、健全制度，完善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基层检察院检察长、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要增强管理意识，重视管理工作，强化管理措施，探索管理规律，加大管理力度。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加强队伍、业务和机关日常管理，规范约束干警的行为，形成井然有序的工作环境和秩序；通过实行量化管理、动态考核、兑现奖惩的机制，有效激发干警创建“五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检察长亲自抓管理和以身作则，确保机制的运行和制度的落实。
7、开展基层干警思想、纪律和作风整顿，严肃各项检察纪律。按照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紧密联系基层检察院实际，对照中央政法委员会“四条禁令”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卡死”硬性规定、“廉洁从检十项纪律”等开展专项整顿，重点解决思想不端、纪律不严、组织不纯、作风不实的问题，坚决防止教育整顿已经解决的问题发生反弹，有效遏制违法违纪案件的发生。没有按照规定把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清除出去的基层检察院和由于管理不严新发生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基层检察院，不能评为“五好”检察院。对干警违法违纪隐瞒不报的，要严肃查处，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8、推行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发队伍内在活力。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基层检察院机构改革，争取明年年底前完成。今年内基层检察院要普遍推行中层干部和主诉（办）检察官竞争上岗、一般干部双向选择和内部轮岗制度，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环境，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形成干部的合理流动，防止腐败现象滋生。基层检察院干警晋升法律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也要引入竞争机制。加快其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基层检察长异地交流，探索实行副检察长公开选拨，组织基层检察院优秀年轻干部到上级检察院挂职锻炼。
9、加强业务建设，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上级检察院要把基层检察院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情况作为“五好”的一项硬指标来要求，并在考核验收标准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基层检察院要把加强业务建设和开展业务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查办职务犯罪、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服务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服务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要突出工作重点，积极培植新的业务增长点，争取在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要案、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以及各项诉讼监督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坚持严格执法，文明办案，不断规范办案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增强办案效果。逐步加大业务建设物质投入力度，优先改善办案装备。凡业务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存在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现象，或者办案质量问题严重、发生严重事故的，不能评为“五好”检察院。
三、集中力量重点攻坚，尽快扭转后进检察院落后面貌
10、采取有力措施，对后进检察院实施重点攻坚。后进检察院主要是指检察长精神萎靡、班子软弱涣散，或者管理混乱松弛、违法违纪屡有发生，或者工作严重滞后、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基层检察院，必须通过整顿尽快予以扭转。上级检察院要对照“五好”要求，对后进检察院进行全面分析解剖，倾注足够的精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分类进行攻坚，着力克服薄弱环节，治理突出问题。第一步：到今年底，在上级检察院及工作组的帮助下，所有后进检察院都要取得明显进步，其中一部分后进检察院达到“五好”要求，有的成为后进变先进的典型；第二步：到2001年底，大多数后进检察院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干警齐心协力，继续进步，实现“五好”。
11、要对争创“五好”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发动。着重解决后进检察院领导班子特别是检察长的精神状态问题，切实提高对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带领全体干警创建“五好”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克服畏难、依赖、观望、懈怠情绪，坚定实现“五好”的信心和决心。
12、要采取组织措施解决后进检察院领导班子问题。上级检察院要积极争取党委支持，从党政机关、上级检察院、“五好”检察院或其他政法机关选调优秀干部到后进检察院担任检察长，对事业心责任心不强、领导能力差甚至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后进检察院检察长依法撤职、免职或调整岗位，选拨配备35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优化班子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
13、健全落实辞退、清退制度，纯洁后进院检察队伍。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上级检察院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后进检察院人员进行一次清查，清理难度大的，要派人下去帮助清理。
14、实行后进检察院攻坚责任制。省级检察长要把攻坚任务最重的地区、地级检察长要把攻坚难度最大的基层检察院作为攻坚指导对象，作出攻坚示范；上级检察院要根据后进检察院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选派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帮助指导工作；有关业务部门对后进检察院实行包项指导。要做到每个后进检察院都有上级检察院领导承包，都有业务处室指导，都有工作组进驻。上级检察院要组织后进检察院到“五好”检察院学习先进管理模式，并在教育培训方面对后进检察院给予政策倾斜。要注意树立后进变先进、贫困创“五好”的先进典型，使后进检察院学有榜样。
四、巩固发展“五好”创建成果，向更高目标继续迈进
15、已经实现“五好”的检察院要确立新的目标，高点定位，自我加压，继续向先进和模范检察院迈进。要注意澄清把创建“五好”作为一次性达标活动的模糊认识，克服骄傲、松懈、保守、自满等思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奋力拼搏，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创造出新的业绩。同时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积极帮助尚未实现“五好”的基层检察院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16、实行动态管理，确保“五好”质量。“五好”检察院必须由省级检察院严格审核把关，统一命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要对今年命名的“五好”检察院进行抽查，质量不高的坚决摘牌，对弄虚作假的要严肃查处；对已经实现“五好”的检察院实行动态管理，凡发生严重违法违纪现象的随时摘牌，年终考核出现明显滑坡、不再符合“五好”条件的也要摘牌。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17、必须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积极争取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基层检察院要主动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创建工作方案和创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主动邀请党政领导、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人大代表视察创建工作进展情况。注意把创建“五好”与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力争走在前列。
18、上级检察院要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和督查。省地两级检察院也要抽调精干力量专门负责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保证经常性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上级检察院领导要亲自出面，加强工作协调，努力帮助基层检察院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地级检察院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切实做到精力向一线集中，力量向一线凝聚，政策向一线倾斜，工作向一线贴近。凡对创建工作消极应付、搞形式主义，或者领导不力、进程严重滞后的，要予以通报批评，限期提出改进措施。
19、坚持下派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加强具体指导。工作组要根据基层检察院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下派。工作组必须由具有较强指导能力和一定职级的干部带队，抽调骨干力量参加，可以把下派工作组与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结合起来。地级检察院工作组必须常驻基层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主要派巡视组，进行面上指导，分片检查。工作组必须处理好与基层检察院党组的关系，重点帮助基层检察院制定创建方案、加强班子建设、弥补薄弱环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工作组必须发扬优良作风，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全部费用均由派出检察院承担，不得以任何名目从基层检察院领取钱物、报销费用。对工作组要严格监督和考核，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要予以表彰奖励。
20、高标准搞好上级检察院自身创建工作。上级检察院在指导基层创建的同时，要虚心学习借鉴基层检察院争创“五好”的经验，并以比基层检察院“五好”更高的标准、更硬的措施、更实的作风开展创建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树立领导权威，提高指导水平。
各级检察院和全体检察干警要认真贯彻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意见》的总体部署和各项措施，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扎实创建，努力把基层检察院建设提高到与新世纪检察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