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下民事案件特点及启示
——以分宜法院民事案件统计数据为视角
一、基本情况
（一）受案数逆势下行，连年下降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疲于应付的窘境。总体上，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亦面临同一形势。但分宜县人民法院的2个派出法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2009年到2012年四年，该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3331件，平均每年递增13.04%，而同期人民法庭受理民商事案件1372件，除2010年比2009年有小幅增长外，2011年与2012年均比前一年有所下降，其中2011年比2010年少18件，减少比例4.99%，2012年比2011年少27件，减少比例7.87%，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二）离婚、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交通事故类案件增多
（1）婚姻家庭案件占法庭案件的比例接近50%，其中离婚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的九成以上。以2009年-2012年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年的婚姻家庭案件分别为166件、159件、156件、160件，占当年案件的比例分别为47.16%、44.04%、45.48%、50.63%。而2009年的离婚案件有15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4.58%，占全年案件数的44.6%；2010年的离婚案件有14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45%，占全年案件数的40.72%；2011离婚年有144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31%，占全年案件数的41.98%；2012年的离婚案件有152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5%，占全年案件数的48.10%。有意思的是，离婚案件在两个法庭中的热度又有不同。中心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35.77%，而杨桥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51.08%，其中2012年高达58.44%，比例相当惊人。
（2）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合伙协议案件为合同类案件的主体。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两个法庭受理的各种合同案件分别116件、119件、95件与84件，而其中的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伙协议类案件却达高90件、91件、68件与73件，占合同案件的比例达77.59%、76.47%、71.58%与86.9%。
（3）权属类案件占年度案件数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却呈多发态势，且处理难度较大。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交通事故类案件占权属类案件的比例高达89.21%、93.02%、83.87%与79.45%。有必要说明的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纠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是煤矿工伤确认性质案件，该类案件不需占用多少审判资源，一般是当天结案，当场给付，因而没有多少分析意义意义。除此这外的其他人身侵权案件（包括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往往争议与处理难度大，处理周期也相对较长。特别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承揽法律关系相似度高，定性难度大，受害方的诉求与期待往往很高，判决后易无理纠缠、闹访。
另外，作为专门处理农村、农民案件的法庭，尽管每年的涉农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补偿款分配等案件不是很多，但涉因牵涉村民自治与多方利益，处理难度也很大，往往要多方协调，判决后的执行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二、成因
（一）几年来，法庭受案数下行与各地法院案件激增呈相反趋势并非偶然现象，与分宜法院重司法创新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有关。案多人少是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被动等待肯定无所作为。解决矛盾的关键便是司法创新。 近年来，分宜县法院按照司法创新要求，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路径，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亦为足以推广的发展之路。1.认识司法解决矛盾的有限性，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全县各乡镇设立法庭调解室，在各村设立司法协理网络，把“法律”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就地解决纷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与萌芽状态。2.法庭法官扎根基层，定期到巡回点审理案件、宣传法律、接受群众咨询，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既普及了人民群众法律知识，也增进了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同时减轻了自身的压力。3.加强与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的横向联系，巧用“三调联动”机制。由于法庭地处乡镇，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在“两所一办”（司法所、派出所与综治办）履行化解矛盾纠纷职能过程中遇到法律难题时，法庭法官及时给予法律支持，为当地解决矛盾出力，获得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认可。同时，法庭亦对于一些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在立案之前进行分流，指导当事人到法庭调解室调解或委托司法所、综治办、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有效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了法庭的办案压力。
（二）离婚案件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受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环境影响与公民权利觉醒冲击而日渐式微，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意识与热情高涨。这种热情有权利解放、追求自由的积极因素，有利用司法教育对方，挽救婚姻的策略选择，还有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现实考量与无奈。受儒家纲常传统与厌讼思想影响，传统中国妇女素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顺从意识与逆来顺受的隐忍品格，在女方因个人品格或其他原因被夫家休掉情况下，女方家庭会感到莫大羞辱。且休妻是男权社会男人的专利，鲜有女方休男的。受此影响，现在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女方提出离婚是“丢面”的事。因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较为稳定，离婚很少。改革开放带来的频繁人口流动，便捷信息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加上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普法教育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以致走到了“诉讼爆炸”时代，人民法院疲于应付。离婚案件增多也是应有之义。除大环境之外，当地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推高了法庭的离婚率。不少感情产生裂痕、处于分居状态且长年在外务工的妇女因不愿或不能按时回家参加环孕检致使家庭（男方）受到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趋利避害思想及本就名存实亡的婚姻，使男方无奈地拿起离婚的法律武器以求婚姻或者计生罚款的解脱。
（三）借贷、买卖、电信服务与劳务纠纷案件的高发跟当前整体经济形势及国际环境有一定关联，也跟商品经济对人性冲击所造成的诚信缺失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商品（流动）、金融（融资）、服务、劳务等资本要素，受现代市场经济深远影响。在国际经济形势趋紧，融资渠道不畅与资金需求旺盛、投资途径狭窄、盈利动机旺盛的大背景下，在少契约精神、多投机主义、诚信缺乏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借贷甚至高利借贷增多，投资失败或资金链断裂风险增多，经济摩擦增多，不负责任逃债现象增多，最终导致上述案件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侵权类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增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参与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及社会活动频繁：雇佣与被雇佣、合伙承揽事务、人情义务帮工、相互嬉戏玩耍等等；另一方面，少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按口头或习惯行事、少规章制度约束或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安全防患意识差，使得事故频发，诉讼案件增多。
三、对策
1.加强司法创新，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减少法院的办案压力。短期内，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社会矛盾纠纷却呈多发态势。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或者诉讼解决矛盾的局限性，法律不是万能的，诉讼不是万能的，案了事不一定能了。为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引入司法ADR与社会ADR。同时以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好处、方法与途径。对于当事人经有关部门、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要及时予以确认，以增强其嗣后的强制履行力。
2.婚姻家庭案件中离婚率件居高不下，该类案件量多、关涉社会利益与社会稳定，法院在倡导离婚自由的同时要注意慎用裁判权。离婚本身的利弊不好衡量，但其对家庭稳定、子女身心的副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且解决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从这个层面上，离婚多并不是好事。事实上，离婚对于当事人及各自家庭而言不是小事。一个离婚案件，往往牵动两家人的神经。因此，在解决婚姻家庭案件分外要功夫，要多做调解，特别在把握双方感情破裂程度及当事人情绪上要多下功夫，慎重行使裁判权，尽力避免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中心法庭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上颇有一套，该庭的离婚案件大多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2012年更是无一判决（除无法到庭的公告离婚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较好。
3.借贷、买卖等合同案件与人身侵权类案件多发是整体经济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并发症，法院在处理该类型案件时要注意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及相对方的持续发展能力，平衡当事人利益。对于失信、失德行为，要在强化其责任意识的同时对其批评教育，并在案后撰写信息宣传，通过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宣传法律，传递正义。
4.针对涉农合同或涉农权益类案件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程序瑕疵的特点，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多与有关部门沟通以取得支持，多做解释、调解工作以取得当事人理解，对于一些程序违法案件应指导当事人事后弥补程序瑕疵，完善必要手续，并针对案件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以减少该类问题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 ）
天津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86年11月6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适应整顿、改造老市区，建设新天津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进行的城市建设工程，拆迁各类公有（包括企业事业单位自有，下同）、私有房屋或者公共设施的，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建设单位必须具有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计划，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审定的规划方案和拆迁安置方案，市或者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准拆证，以及主管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方可进行拆迁。
建设单位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妥善安置。
被拆迁房屋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必须服从建设需要，按期搬迁。
被拆迁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居民的工作单位，必须积极协助做好拆迁动员工作。
第四条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地区内的拆迁动员和安置工作，发布拆迁安置通告，确定拆迁范围内居民户口临时冻结的时间。户口冻结期间，特殊情况确需迁入的，经区、县人民政府同意，公安部门可予办理。
第五条 凡已确定拆迁的公有、私有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不得转让、买卖、调换或者任意占用。在拆迁安置通告确定的范围内，不准新建、扩建房屋和其他设施。
第六条 拆除公有房屋，由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按照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制订的补偿标准进行评价，建设单位予以补偿，或者将不少于原拆除面积的新建房屋的产权交房地产管理部门。
第七条 拆除企业事业单位自有房屋，使用户由产权单位安置的，建设单位按照拆除公有房屋的补偿标准，给予产权单位补偿。使用户由建设单位建房安置的，如果原产权单位要求保留新建房屋产权，应向建设单位偿付新建房屋投资减除被拆除房屋应得补偿后的建房投资差额；如果原
产权单位不要求保留新建房屋产权，建设单位不予补偿，新建房屋的产权归国家所有，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
第八条 拆除城镇居民的私有房屋，由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根据房产所有证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种类和等级，按照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制订的补偿标准进行评价，建设单位予以补偿。
拆除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拆除的旧料，归建设单位所有。
第九条 拆除乡村集体或者农民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由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按照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制订的补偿标准进行评价，建设单位给予补偿，乡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个人自行迁建。拆除的旧料，归原所有者。迁建所需地基，应当补偿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条 拆除违章建筑和迁腾违章用地，不予补偿。自行拆除的，旧料归原主所有。建设单位负责拆除的，以料抵工。
第十一条 拆除生产、经营、办公用房和其他公共建筑，建设单位应事先做好安置计划，与被拆迁单位签订安置协议。由建设单位在原地建房安置的，按原建筑面积还房。被拆迁单位确需增加面积的，应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其增加面积部分的投资由被拆迁单位承担。迁址另建的
，有关投资、地基和迁建工作，由建设单位和被拆迁单位协商解决。建设单位和被拆迁单位不能达成协议时，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当事人不服决定的，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被拆迁单位停产、停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建设单位予以合理补偿。
市人民政府组织的重点工程的拆迁事宜，按照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方案办理。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的同时，应将被拆除房屋的房产所有证和土地使用证收回，送房屋所在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注销。
第十三条 因拆迁需要迁居的居民，由建设单位发给搬家补助费。搬家需要占用工作时间的，凭所在地区负责拆迁的单位的证明，工作单位给予公假三天。
第十四条 拆迁居民户的住房，以原公有房屋使用证或者私有房屋所有证和原居住面积为依据，参照冻结期间在册的户口人数进行分配：原地或者就近安置的，不扩大居住面积；全家迁往新辟住宅区定居的，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公安、商业、教育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及时办理被拆迁单位和居民的户口、商品供应关系的迁移和学生的转学等工作。
第十六条 拆迁、拆除人防工事、公共绿地、公厕、电杆、管线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各主管部门应积极配合，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移植、砍伐单位或者个人自栽自养的树木，按照园林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拆迁、拆除风貌建筑物、古迹、寺庙以及教会、外侨和代管的房屋，建设单位必须向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申报，由市房地产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管理等有关部门审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拆迁中发现文物和贵重财物，要妥加保护，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按照规定带头搬迁或者积极协助拆迁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第二十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给予补偿安置，不按期搬迁，影响城市建设工程进行的，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决定，强行搬迁。被拆迁户仍有异议的，搬迁后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联建、自筹等其他建设工程的拆迁安置工作，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二条 从事拆迁安置工作的有关人员，应当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违反的，视情节轻重，由主管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1年6月27日天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批准，1981年6月3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天津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和《天津市城市建设拆除城镇私有房屋补偿办法》同时废止。
198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