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管理学——司法改革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学科
韦群林
一、司法管理——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
当1997年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表其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时，“司法管理”还是一个在我国法律文献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汇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特别是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活动的深入，直接涉及司法管理的文字不仅在公共管理学、司法制度的书刊当中，而且，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当中也频频亮相，并出现了以“司法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招生[2] 。另外，如果从司法管理的内容——在和平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前提下，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的，以实现相应的司法目标组织活动或过程——入手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汗牛充栋的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文献，因其直接探讨或间接涉及司法权的宏观配置、法院组织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财政管理、诉讼运行管理等司法权从宏观配置到微观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而实质上也可以示为司法管理的内容。笔者用关键词“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在网站上搜索，找到的网页就分别达32,132个及3,347个之多 [3]。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跨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并无多少共同之处。那是一场建立在对“旧司法人员”的否定估计基础上，通过彻底整顿司法机关、严厉制裁旧司法人员、狠批“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这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让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法院等手段，实现了党真正接管司法机关的目标，但刑讯逼供、错判错杀、积案如山的严重问题也随之而来[4] 。从此，司法机关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司法机关丧失了作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品质，司法官员也不是司法官员，审判活动也就不是合格的审判活动，司法正义更成了天方夜谈，如此，司法权的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有功能难以发挥。可见违反司法基本特征和规律而进行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性不仅被后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当中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荡然无存、直至司法机关、司法官员本身都自身难保所证明，其负面影响虽经努力改革、反正但终有沉淀而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时代的到来，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话语的被广泛接受，依附于政治、屈从于行政、困囿于地方、偏轨于独立、背离于公正、失信于民众的司法权的低效、劣质运行，已经明显与世情相背、与现实脱节。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司法为民等新的理念和背景，也为按照司法权本身运行规律和特征构建司法组织并对组织内、外活动进行改革和管理，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提供了外部的可能和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宪法诉讼”、“司法审查”、“改善当对司法的领导”、“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法官专业化”、“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禁止自证其罪”、“权力制约”甚至“三权分立”、“政党违宪责任”等等，已经是实务界、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或至少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对内精化与对外张扬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在理论界的摇旗呐喊与实物界的积极应对中、在高层领导的关心和基层民众的关注下，继续向纵深展开。
在经历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以后，如何构建科学而理性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权的有效而经济的运行、落实司法公证与效率，从而最终保障公平与正义，成了司法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司法管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最终必然导致体现司法权本身规律和特征的优质司法制度的建立，而科学的司法管理正是保障这种优质司法制度产生及有效运行的必然产物。
二、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司法管理的特有模式
1、不同的国情决定不同的司法管理的关注点
按照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Glick）的界定，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5] 。这当然是着眼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运行实际情况和具体模式、注重于微观层次的法院管理而得出的结论，对司法权如何在国家宏观权力层面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司法权独立、公正、有效运行这一宏观司法管理的目标问题似乎并未考虑。实际上的司法管理内容要比上述两个方面要广泛的多，至少在中国如此。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及法庭性质方面，就将有关一切政体构成有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个要素[6] ，后在孟德斯鸠的力著《论法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理念，提出了独立的司法权概念，为其后“司法独立”的观念与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也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经托马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的探索和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实践，从18世纪开始，西欧、美国逐渐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影响到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7] ，使得司法权在国家权力当中合理有效配置、以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这一宏观司法管理问题显得可以不加考虑或不必考虑。
而中国反对三权分立、按照巴黎公社的实践，信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崇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司法权同样可以牵制、审查议会、政党权力的西方政治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革命成功前夕，通过《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砸烂了旧法统，也砸烂了党和人民对司法应有功能的基本信仰，制度空虚之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旗号的苏联维辛斯基的“法律工具论”的所谓苏联法学趁虚而入，司法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流毒侵蚀着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法院、法官要超然于政治、超脱于政党、独立于行政、解脱于地方，完全是强人所难的之事，“政党司法”、“政策司法”、甚至于“地方的司法”、“行政的司法”也就成了必然。从而要在政治制度和宪法曾面上实现司法权在国家宏观权利体系当中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对政党、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完成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期和宏观准备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也是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建设的深层次的系统工程，更是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了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司法完全可以审查政党的合宪性、立法的合宪性、行政的合宪合法性，以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来保障司法的公正，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国家，则并不是、也不该是司法管理太过关注的对象。
2、中国司法管理的基本模式：宏观司法管理和微观司法管理动态并重及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刻而不是肤浅、扎实而不是虚假、权变而不是僵化地理解“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与精髓，构建我国司法管理的模式。
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紧扣司法权的本质及其运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立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现状，从司法权配置的本原上进行改革，从而先保证满足司法独立、中立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研究在一个有能力独立、中立的司法权体系当中，如何进行组织构建、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弘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主题，“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管理[8] 等等微观司法管理问题。
在宏、微观司法管理的比重上，随着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应减少前者、加大后者。换言之，应以问题为中心，动态、合理调整两者的合理比重。
三、司法管理学研究课题刍议
司法管理关注的领域广泛而深刻，进行列举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用心而认真的描述，哪怕显得很不成熟，总会有助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化。
按照笔者粗浅的管见，中国特色的司法管理学似乎不能忽视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
2、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
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与层次。
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
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
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
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
6、司法财务、行政管理。
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
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关于这方面，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
四、结束语
从砸烂司法到恢复司法，仅仅是开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在表面上没有将其砸烂。问题的关键是让司法成为司法，让其真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权，发挥社会矛盾“减压阀”、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的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的婢女、党派的工具、行政的附庸、地方的保镖、民怨的激素（出现具体的纠纷一般不会导致动乱，但纠纷总体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解决、让民众只好于草莽之间寻求“正义”，却往往会嬗变为社会动乱）和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所。正是对司法权运行现状的不满，正是这种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才在20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司法改革”，并在全社会各阶层澎湃地发散着激情和希望。但激情的司法改革如果最终不收敛于制度化建设的司法管理，则其当初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至少是难以有效率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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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群林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8弄20号204室 13917514808 rinoceros@163.com
上海市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南京理工大学司法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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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1987]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加强管理，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做好公文处理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安全。公文由文书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和归档。
第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工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
第二章 公文主要种类
第七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指令
发布重要行政法规和规章，采取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任免、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用“命令（令）”。
发布指示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措施或要求，用“指令”。
二、决定、决议
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用“决定”。
经会议讨论通过并要求贯彻执行的事项，用“决议”。
三、指示
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用“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公布应当普遍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布告”。
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用“公告”。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通告”。
五、通知
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转发上级机关、同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周知或共同执行的事项，用“通知”。
六、通报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情况，用“通报”。
七、报告、请示
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用“报告”。
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用“请示”。
八、批复
答复请示事项，用“批复”。
九、函
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用“函”。
十、会议纪要
传达会议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要求与会单位共同遵守、执行的，用“会议纪要”。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八条 公文一般由标题、发文字号、签发人、秘密等级、紧急程度、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发文时间、抄送机关、附注等部分组成。
一、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和公文种类；除批转法规性文件外，一般不加书名号。
二、发文字号，包括机关代字、年号、顺序号。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三、公文一律加盖印章。上报国务院的公文，应注明签发人。
四、秘密公文应分别标明“绝密”、“机密”、“秘密”。
五、紧急公文应分别标明“特急”、“急”。
六、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应用抄报形式。
七、公文如有附件，应在正文之后注明附件名称和顺序。
八、发文机关应写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九、会议通过的文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前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十、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少数民族文字按其习惯书写、排版。
第九条 公文纸一般用十六开型（长二百六十毫米、宽一百八十五毫米），左侧装订。“布告”、“公告”、“通告”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应根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第十一条 政府各部门在自己的权限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同下一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业务部门互相行文；也可以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和有关规定，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直接行文。
第十二条 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抄报直接上级机关。
第十三条 凡部门之间未对有关问题协商一致时，一律不得各自向下行文。
第十四条 政府各部门可以联合行文。
第十五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得越级请示。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报越过的机关。
第十六条 请示的公文，一般应一文一事。除领导直接交办的事项外，请示不要直接送领导者个人，也不要同时抄送同级和下级机关。
第十七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上报公文，应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由主报机关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时，应同时抄送另一上级机关。
第十八条 经过批准在报刊发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应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如不另行文，应在报刊发表时注明。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十九条 公文办理一般包括登记、分办、批办、承办、催办、拟稿、审核、签发、缮印、用印、传递、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条 凡需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应根据内容和性质，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紧急公文，文书部门应提出办理时限。
第二十一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的问题，主办机关应主动与有关部门或地区协商、会签。上报的公文，如有关方面意见不一致，要如实反映。
第二十二条 已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要负责检查催办，防止漏办和延误。
第二十三条 草拟公文应注意：
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应加以说明。
二、情况要确实，观点要明确，条理要清楚，层次要分明，文字要精炼，书写要工整，标点要准确，篇幅要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时间应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公文中的数字，除发文字号、统计表、计划表、序号、百分比、专用术语和其他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者外，一般用汉字书写。在同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致。
五、引用公文应注明发文时间、机关、标题和文号。
六、用词要准确、规范。在使用简称时，应先用全称，并加以说明。不写不规范的字。
第二十四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发出的公文，由机关领导人签发。重要的或涉及面广的，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签发。有的公文，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根据授权签发。
第二十五条 各级领导人审批公文要认真负责，文件主批人要签署自己的意见、姓名和时间。
第二十六条 草拟和签批公文，应使用钢笔或毛笔。
第二十七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在将公文送领导人签发之前，应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公文内容、文字表述、文种使用、格式等是否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上报的公文，如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机关的文书部门可退回呈报单位。
第二十九条 上级机关的发文，除绝密或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下一级机关的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第三十条 传递秘密公文时，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确保文件安全。
第六章 公文立卷、销毁
第三十一条 公文办完后，应根据文书立卷、归档的有关规定，及时将公文定稿、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
第三十二条 公文立卷应根据其特征、相互联系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保证齐全、完整，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查找和利用。
第三十三条 立好的案卷，应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存档的公文。
第三十四条 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要进行登记，有专人监督，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外事、军事、司法、行政法规等方面的公文处理办法，由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另行制定，并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