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开展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商明电[2004]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几年来，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把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今年以来，传销和变相传销有所抬头，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有的地区出现在校学生聚集参与传销活动的新情况；有的不法组织打着种种旗号，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有的非重点地区也出现了传销人员聚集进行不法活动的情况。近日，对广东茂名、湖北武汉、江苏无锡及重庆等地出现的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明确指示：对传销和变相传销“一经发现，立即取缔”。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至6月30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专项行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不断巩固打击成果。
　　二、重点内容
　　专项行动的重点是：继续深入开展打击传销工作，查禁各类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查处传销和变相传销大要案件，坚决防止大规模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的反弹。以取缔聚集窝点为重点，严厉打击以“拉人头”为主的传销和变相传销欺诈活动；禁止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严肃查处国内企业以及境外传销企业入境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严格依法惩处转型企业传销和违规培训活动。
　　三、重点地区和对象
　　专项行动的重点地区是：广西、广东、河北、河南、吉林、辽宁、山东、山西、江苏、四川、重庆、北京。其他地区也要同时部署，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打击行动。
　　在行动中，对“武汉新田”、“深圳文斌”、“王牌88”、“美国远程教育”、“美国互联网基金”等一批传销和变相传销组织的违法活动，一经发现，坚决予以取缔。
　　四、工作措施
　　(一)坚持露头就打，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各地要从落实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入手，强化日常监管和完善市场巡查制度，健全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逐步建立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政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和外来人口集中地区等案件易发、多发地区的监控，把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让其形成气候。
　　(二)突出重点，狠抓大要案件查处。对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反映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全面清查；对跨地域的传销活动，组织统一查处行动；对社会影响大、涉案地区广、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经济秩序的传销和变相传销大要案件和传销组织，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联手进行查处；严惩传销和变相传销组织者，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的企业坚决取缔。
　　(三)强化对转型企业的监管力度。全面掌握转型企业在辖区内的经营情况，完善各项监管制度，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整顿规范转型企业。对违反规定从事传销、违规培训、跨区经营等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查处，抓住典型案例予以曝光，督促转型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
　　(四)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社会监督。通过多种有效方式，大力宣传国家有关规定，公开揭露传销和变相传销的危害性、欺骗性，曝光典型案件，提高广大群众的识别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有针对性的做好大中专在校学生、青少年、妇女、农民、下岗人员等群体的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形成全社会携手抵制、共同打击的良好态势。
　　专项行动期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将开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于4月15日前、专项打击行动的工作情况于7月10日前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00四年四月五日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扩大适用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检讨

　　内容提要：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精神损害赔偿首次进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弥补了国家赔偿法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我国民事侵权赔偿及国外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相比较，我国国家赔偿在赔偿范围及限定条件等方面都表现的较为严格。在现有的限定主义赔偿立场下，国家赔偿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上的巨大差异，造成在国家与私人间对受害人赔偿的两套标准，加大了受害人取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难度。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仅靠引入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恐亦难以担负起全面保障受害人权益的重担，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探究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乃至国家赔偿领域一直采取这种保守、谨慎立场的深层原因，厘清那些影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挥效用的制约因素，通过这些努力，笔者试图为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并主张在法律的发展中逐步扩大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范围。

　　2010年4月29日，这一天注定会成为中国赔偿法律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将精神损害赔制度偿（准确地说应当是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首次引入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进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是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的最大亮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法律的进步

　　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给予了一致的好评，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旧的《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固有缺陷使其难以担负起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重任；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众权利意识的加强，大家对精神损害应当进入国家赔偿领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一）旧《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缺陷

　　对于精神损害，旧的《国家赔偿法》只在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而没有对精神损害可给予财产性赔偿作出规定。多年的法律运作实践证明，这是国家赔偿立法上的一大缺陷。这种缺陷经过个案的不公处理及社会各界关注的推动力量而被无限放大，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比如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陕西泾阳县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该案最后的判决结果，不仅案件当事人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这些案件的广大社会公众也同样难以接受。

　　当这些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的行政、司法行为侵害到当事人的人格、身份利益时，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受害人受到不仅是身体上的损害，更深层次的损害往往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因此，当这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被判定违法，并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时，仅给受害人以物质损害方面的补偿，而不在精神层面给予充分的补偿（仅仅赔礼道歉等）的做法，就很难谓是公平的，更难以消除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法院不能违背成文法而创造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进行裁判，法院被立法束缚住了手脚，丧失了能动地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能力，正确地执行了不公正的法律，这不仅是受害人，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旧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立法上的不完善。[1]

　　（二）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

　　旧的《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精神抚慰金的缺失一直饱受社会各界非议。精神损害虽然不能用财产来直接衡量，但不可否认，借助物质（一般是金钱）手段可以在事实上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已被各发达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精神而普遍接受。

　　虽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请求，法院一般均以无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仅判令给予受害人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的补偿。但基于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考虑，理论上一般均认为对于因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而遭受精神损害的一般应允许受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甚至有主张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一般性规定，支持受害人取得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及实务见解。[2]之所以在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问题上能够达到如此之共识，一般基于如下认识：[3]

　　1.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需要。基于现代法治的损害填补原则，对于因权力的行使而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这既包括物质上的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的填补。通过金钱的赔偿使受害人在精神上达到一定的抚慰，已是各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也已为我国民事法律所确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需要，避免法律上的不公平。

　　2.监督、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由于我国的国家赔偿采取的是一种“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式，通过精神抚慰金对受害人损害进行比较全面的救济，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压力，促进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管理，依法、规范地行使职权，避免权利滥用。

　　3.形成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在民事领域，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均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如果独在国家赔偿法领域不予赔偿，不利于形成完整、有序的法律责任体系。

　　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比较分析

　　（一）精神损害抚慰金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上第一次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其实施，必将改变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的尴尬境况，亦为人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必要支撑。但对法条的理解应结合整个法律体系加以分析，将本条法律放在整个《国家赔偿法》条文体系中加以观察，不难发现本条文实际上为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限定了一定的范围及标准。

　　1．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以《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规定为准。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了“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及“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后果的人身权范围。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侵权损害赔偿均得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除了上述四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的情形外，其他可能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种种情形受害人并不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名誉权、荣誉权、隐私利益等一些比较常见的人身权时，受害人可能遭受了更加巨大的精神痛苦（如“夫妻看黄碟”事件），却无法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很难谓是一种全面的权利保护策略。

　　2．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件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一方面规定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问题，另一方面规定了赔偿的方式及适用条件。关于赔偿方式，《国家赔偿法》还是沿袭了我国法律的一贯做法，主要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赔偿，以期达到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从精神上减轻受害人所受痛苦。对于以财产性赔偿来抚慰当事人所受精神痛苦，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即“造成严重后果”。只有这些条件均得到了满足，当事人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所谓造成严重后果，实践中一般认为应该达到构成残疾以上。

　　（二）与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也限制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以下从其与民事侵权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法律的比较来分析其在这方面的差异。

　　1．民事侵权精神损害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