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卫生厅


青海省学校卫生工作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二ＯＯ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卫生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和《消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生健康状况；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教学卫生条件、学生居住条件和其它各类公共场所的卫生条件；做好食品卫生工作，杜绝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范围内的所有普通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
　　第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入，保证学校卫生工作所需的必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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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校卫生工作要求

第六条 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校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学校的下列工作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一）生活饮用水；

（二）环境噪声；

（三）室内微小气候（温度、湿度、风速）；

（四）采光、照明；

（五）黑板、课桌椅；

（六）供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

（七）教学及学生生活建筑，包括教学楼、食堂、厕所、图书馆、体育馆、学生宿舍、校内理发店、招待所、洗浴场所、游泳场所、娱乐场所等。
　　第七条 学校为学生提供的生活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具备集中式供水条件的地区，学校饮用水必须使用集中式供水；不具备集中式供水条件的地区，学校使用的自备水必须按规定进行消毒、净化处理。有二次供水设施的学校，对贮藏设施必须加强消毒，自备水源必须有防护措施，在规定距离内不得有污染源。
学校应当对生活饮用水进行定期监测，对使用的自备水和二次供水，每学期开学前均应当进行监测。
第八条 学校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集体用餐卫生监督办法》等卫生法律、法规、规章。
　　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应当符合教育部、卫生部《学校食堂与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按照《学校集体用餐卫生管理办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要求，设立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并制定相应的职责，加强对从业人员健康检查、食堂的食品采购、餐具消毒和食品加工过程等重点环节的监督管理。学校内禁止开设饮食摊点。
　　第九条 学校在安排体育课及劳动等体力活动时，应当提供必要的安全和卫生防护措施；学校不得让学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从事不安全工种的作业；应当注意女学生的生理特点，并给予必要的照顾。
　　第十条 学校的环境卫生应当保持清洁。每年均应当开展灭蝇、灭鼠、灭蟑活动，做到环境绿化、美化。应当设立水冲式厕所，内设洗手池，厕所内应当定期消毒，保持清洁卫生。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普通中小学必须开展健康教育，普通高等学校、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学校应当根据季节、性别和年龄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咨询活动，其形式可采用大课、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等。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卫生单位每年对学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寄宿制学校对新生应开展入校体检工作，建立学生体质健康卡片，纳入学生档案，并对学生的生长发育、营养状况进行评价、汇总上报。建立学生因病缺课登记制度，进一步加强因病休、退学档案管理。
　　体格检查按照卫生部颁发的体格检查规范进行，检查结果应当及时通报学生家长。发现学生有器质性疾病的，应当配合学生家长做好转诊治疗。
　　学校应当关心残疾、体弱学生的生活，加强医学照顾和心理卫生工作。 　　

第十三条 学校应当积极做好近视眼、弱视、沙眼、龋齿、寄生虫、营养不良、肥胖、贫血、脊柱弯曲、神经衰弱等学生常见疾病的群体预防工作。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设立传染病管理机构，专人负责，建立传染病疫情监测和疫情报告制度，做好急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管理工作，发现有甲、乙类传染病的，应当及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和落实各项控制措施。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学校应对学生开展晨检工作。

学校应当主动配合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预防和控制甲、乙型肝炎、麻疹、风疹、水痘等传染病，组织学生按照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小学新生入学时，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对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应当督促其及时补种。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加强学生寝室卫生管理工作。学生寝室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住校学生人均占有寝室面积不少于2.7平方米，学生卧具应定期清洗；寝室通风、采光良好；有完善的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学生公寓内应有盥洗室、卫生间、洗浴场所等附属设施。[Page]
第三章 学校卫生工作管理
　　第十六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有一名领导分管学校卫生工作，并把学校卫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作为考评学校工作的一项内容。校长是学校卫生工作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建立学校卫生管理组织，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加强对学校内外环境、教室、食堂、体育馆、图书馆、学生公寓、宿舍等场所的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配备专（兼）职保健教师，并按照学生人数600:1的比例配备专（兼）职卫生技术人员，具体负责学校卫生工作。学校应当创造条件，组织卫生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参加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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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校卫生工作监督

第十九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按照量化分级管理的要求，增加监督频次，做到常抓不懈。其职责是：
　　（一）对校内食堂和副食店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和指导，核发卫生许可证；
　　（二）对校内理发店、洗浴场所、娱乐场所等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核发卫生许可证；
　　（三）对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核发卫生许可证；
　　（四）对学校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卫生监督；
　 (五)对学校和周边其它影响学生健康的事项进行监督和指导；
　　（六）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实行卫生监督；
　　 (七)对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
　　第二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等工作的监督；协同教育、工商、公安等有关行政部门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管理，消除影响学校卫生的各类隐患。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深入学校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组织对学校负责人、校医院（卫生室）负责人和食堂经营者、从业人员的多层次、多形式培训，督促学校强化责任意识，落实责任制，在卫生监督机构的指导下，努力提高学校卫生管理水平。
　　第二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学校开展各项卫生监测、疾病控制和有价疫苗的接种、体检，应当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

第二十二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本地区的学校实施卫生监测，掌握本地区学生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掌握学生常见病、传染病、地方病动态，并制定相应的防治计划；对本地区学校卫生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开展学生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工作。
　　学校所在社区的卫生医疗机构应当积极协助学校做好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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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四条 学校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摘 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一旦想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手段会付诸实践，在合法外衣的包装下完成肮脏的交易。单是“家庭共同受贿”这一种方法，就可按受贿时间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分期受贿等；按财物品种可分为现金受贿、实物受贿、有价证券受贿、“雅贿”（指收受古玩字画）等等，受贿手段层出不穷，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与方法是一种很强的考验。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日趋隐蔽性和受贿行为的“漂白” 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贿方必须将行贿行为隐蔽化，让被行贿人放心收下贿赂，才能达到利用受贿人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目的；受贿人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考虑，必然要求行贿人的行为要“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要尽可能地进行合法化包装，将行受贿行为“漂白”成正当经济往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共同受贿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谋取利益也就不是为了“好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收受财物也不是为了给他人谋利益，只是和送钱物的人私人关系好罢了。经过这样一番倒手，本来十分清晰的行受贿关系被隐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数额的递增性。由于现阶段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只占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再加上有“贤内助”、“好儿女”等从旁协助，犯罪分子们更加有恃无恐的索贿受贿，胃口越来越大。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中，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的共同受贿案件在基层反贪局也屡见不鲜。
二、在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往往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对共同受贿案件的共同受贿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共同受贿人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为接待来访客人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礼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贿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分工：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紧密性和相对封闭性，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罪困难重重。
（二）对“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收受财物”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有时会出现受贿方收受他人财物，但还没有来得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已事发的情况，或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隐蔽化，漂白化，叫侦查人员无法查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受贿人均会一口否认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认定共同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成为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共同受贿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证言极难取得。现阶段的举报人多在向检察院举报之前就已经向受贿人的单位、上级组织多次反映有关事实，甚至以举报来威胁被举报人。经过单位纪委、上级组织的反复调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贿人早已得到风声，行受贿双方串供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共同受贿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国家工作人员还会对知情人采取或收买或恐吓的“封口”措施，造成侦查人员对共同受贿的线索进行初查时困难重重，很多案件因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结案，不禁令人叹惋。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相关证据不好获得。由于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的隐蔽行为，行受贿双方均知道此种行为触犯法律，故在进行交易时双方就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并对行受贿痕迹精心掩盖。因此这类案件的直接证据很少，侦查人员获得账本、银行日记账等有可能是经过行受贿双方精心处理过的，很难直接反映出赃款走向，有时甚至会误导侦查方向。这也是共同受贿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仅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侦查人员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往往能够搜出大量来历不明财物，但是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认定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犯罪嫌疑人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这些钱物是合法的，让侦查人员去查证 。这些理由多半是外国亲友馈赠、倒卖邮票所得等等，均无法查证。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财产”或“是配偶亲属馈赠”这类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来历不明财产有说明的义务，而对其配偶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只要承认是自己的财产并编造一个听起来不怎么荒谬的理由，侦查人员的查证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惩治共同受贿犯罪的一处法律漏洞。
三、加强打击共同受贿案件的对策
（一）共同受贿故意的法律界定标准。认定一起单独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具备双重故意：既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贿案件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复杂得多：除了证明各个主体单独具备双重故意之外，必须证明共同受贿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对主体之间“明知”的认定。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其中，较高程度盖然性 是明知认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根据较高程度盖然性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家属代收贿赂，而其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无论其是否知道受贿具体情况，还是受贿的基本内容，无论其是幕后指挥、在场目睹，还是家属相告，均可认定为明知，即基于一个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 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 。
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作自上而下地向规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转化，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